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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教育回归“爱”的本质

2021-05-04 22:12:33



让教育回归“爱”的本质

——对话华东师范大学校长、

工程院院士钱旭红

作者 | 解放日报首席记者 顾学文

来源|华师大|《解放日报》


        钱旭红,1962年出生于江苏宝应,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973”项目首席科学家、英国女王大学荣誉博士、英国皇家化学会会士,曾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化学部咨询委员、亚太化工联盟主席、德国洪堡基金会学术大使。




        人不能站在知识的孤岛上



        解放周末:都说“爱在华师大”,作为校长,您觉得这份“爱”该从何说起?


        钱旭红:大学是教书育人、研究探索、创新服务和引领文化的机构,在大学里谈“爱”,首先一定是对知识、对真理的热爱。(《新教育的理想课堂——六个纬度三重境界》)


        解放周末:您16岁上大学、32岁当教授、49岁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开挂”人生背后的源动力,是否就是这种对知识的热爱?


        钱旭红:这话说对了一半。


        1978年,我16岁,说是高一,其实几乎什么都没学过。宣布恢复高考时,我连小学的许多知识都没搞懂,怎么办?,开始自学。当时,几乎没有什么教辅书,记得有一天,有消息说新华书店进了一种教辅书,我拔腿就往书店跑,一路上看到都是跑去“抢书”的人。我的人生算不上“开挂”,高考恢复后的那批大学生中,做出成就的大有人在。这既是因为之前10年留下的空白给了大家发挥的舞台,也因为那时大家所受的都是不成系统的教育,因为不成系统,所以思维没有被框住。当然,那是一个不正常的历史阶段,我绝对不希望历史重演。但是,人的天性是好奇的、好学的,只要天性不被扼杀,人人都可以享受到学习的乐趣。


        解放周末:像您这样的高考恢复后的77、78届大学生,有一个普遍特点,那就是在“读书无用论”盛行的岁月里,并没有放弃学习;即使前途不明,即使有被揭发的风险,仍然偷偷地、如饥似渴地阅读。这是为什么?


        钱旭红:人都有逆反心理,越不让学、越不让看,就越是想学、想看。小时候,父亲爱写些文字,我就拿来看;外公房间里藏着《红楼梦》,我也偷偷地看;家里有鲁迅的书,可鲁迅的书再好,总看也没劲啊,于是就翻父母藏起来的各类“毒草”……偶然看到本《苦菜花》,觉得这棵大“毒草”怎么这么好看。现在回想起来,这段乱翻书的经历让我受益很多。书就是要看得杂。不是说搞理工科研究的就不用读文学、读哲学,正相反,人文知识对理工科学习是能产生积极帮助的。人不能站在知识的孤岛上。




        感谢父母没有“格式化”我


        解放周末:今天的孩子,已经很难想象您当年想尽方法才能看到书的情形了。学习条件大大改善了,但孩子们似乎少了学习的主动性。



        钱旭红:确实是这样。我注意到,在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上,我国得奖人数很多,但后来真正从事数学研究的,几乎没有。为什么?我推测是他们的大脑“受伤”了:大脑形成了看到数学就讨厌的反射——为了拿奖、夺牌而过度学习、超前学习,已经在他们的身体上、精神上留下了创伤,一旦可以不用再学了,他们就再也不想接触数学了。


        我记得很多年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发文指出:教育有激发创造力的力量,也有扼杀创造力的力量;好的教育成就人,糟糕的教育给人带来的是毁灭。


        人的发展,有其自然规律,孩子大脑还没发展到那个阶段,你就逼着他学这个、学那个,超过了他这个年龄阶段的体力和智力可以承受的范围,他的个性也得不到尊重,这个孩子就被改变了,创造力就被扼杀了。(《孩子成长密码——耶鲁大学40年研究成果》)


        解放周末:您从小喜欢文学,擅长文科,但高考那年您的父母要求您弃文从理。为什么这样的干涉并没有影响到您的学习态度?


        钱旭红:我是不赞成父母干涉孩子的发展方向的。好在当年父母虽然对我提出了要求,但从小他们提供给我的是一个爱学习、宽松的家庭氛围。我的爷爷、爸爸、妈妈都是教师,都爱读书,所以,不管学文还是学理,他们让我从小就懂得学习是重要的。我一直记得爷爷对我说过的一句话:对于人而言,所有的东西都可能会丢掉,只有一样东西是丢不掉的,那就是你学到的知识,那是永远不会丢掉的财富。他们没有“格式化”我,我对任何事情都保有一份好奇,这让我有余地继续往前走,而且可以探索不同的领域。


        解放周末: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家长是孩子的榜样,希望孩子爱学习,父母自己首先要爱学习?


        钱旭红:对一个人的成长而言,家庭教育是起步时最为关键的一环。但现在有这样一种现象:家庭教育没做好,指望学前教育;学前教育没做好,指望学校教育;学校教育则把教育简化为上课,上课等同于考试,考试等同于分数。这样,教育就慢慢“跑偏”了。(《好父母与孩子一起成长——家庭是成长之源》)



        过细过专的教育缺乏温度


        解放周末:在您看来,当下教育中最大的弊病是什么?


        钱旭红:不自由、不全面、扼杀个性。


        教育必须多样化,不能一味地搞标准化。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即使同一对父母生的,哪怕是同卵双胞胎,也是不一样的,是可以辨识的,这样才组成了丰富多彩的社会。机械产品追求标准化,是因为这样才具备可替代性:一个部件坏了,换一个新的上去;如果生产出来的产品和标准不一样,就是废品。教育搞标准化,就是把人当成工具了。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父母把孩子当成工具,学校把学生当成工具。“工具化”的人不善思考、不敢思考、不会思考,很难有创造、创新的能力。人不可能不做工具,但人本身又是目的,人应该是两者的结合。(《做有良心的校长,办有温度的教育》)


        解放周末:早在千百年前,孔子就提出要因材施教。但在今天的大学里,学生的自主选择权还比较有限,转系、转专业依然不是件容易的事。


        钱旭红:因为一转就给学校的管理工作带来了麻烦。一是一、二是二,人人都“听话”,多好管啊?但这是本末倒置,教育是为了人,不是为了管理方便。


        解放周末:您在国内从本科读到博士,研究领域从石油化工基本有机专业转向精细化工光电性能染料;去国外留学,您又把研究方向转到了绿色农药和生物染料,可以说一直在“转换跑道”。


        钱旭红:从细分的角度来说,可以说我转了好几条跑道。但是,我看上去转了好几次专业,其实一直没有离开过化学化工领域。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专业划分得太细了。真实的世界并不会被划分为“数学的世界”、“物理的世界”或者“文学的世界”,世界是综合的、整体的。但我们的教育把一个人培训成了“数学人”、“化学人”、“音乐人”……这自然吗?你可以有音乐天赋,但必须也有别的东西,这才是自由、全面的人。现在为了教学的方便划分许多单一学科,但自然界是不存在单一学科的。现实中哪个问题是单一学科的问题?学生在学校里如果只接受单一学科的训练,进入社会后怎么去解决综合性问题?


        解放周末:这样过细、过专的教育,其实是缺乏温度的。


        钱旭红:我们现在的教育,基本上还是机械思维的格式化培养方式。工具、机器是没有爱的、冷冰冰的。所以我们讲到“爱”,就是要让教育回归到“爱”这一本质。


        解放周末:您觉得,回归的方向在哪里?


        钱旭红:如果按照量子思维的方法来推行教育,就要在教学中强调师生的互动启发和讨论,因为主客间会相互诱导而发生变化,达到教学相长的目的。教和学是情感上的互动,不是我说你听,不是下达标准答案。(《项目学习何以可能? ——基于项目的学习:科学学习的必然选择》)


        解放周末:具体而言,路径可以有哪些?


        钱旭红:除了不断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之外,我觉得还要重视发展脑科学。脑科学的发展,可以让我们对大脑有更多了解,知道应该在什么阶段学什么、怎么学、怎么教,哪些不该学,把人脑发挥到合适的程度,而不是极端的程度,既提高学习的效率,也符合自然发展规律。另外,要发展实践教育。我们的教育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不重视实践,教出的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为什么古代我们的自然科学比较弱?因为自然科学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动脑动手做实验,从书本到书本,最后只能变成书呆子。现在有多少家长是从小培养孩子生活能力的?都是不让孩子刷鞋,只要孩子刷题。我想通过实践教育来补这块短板。



        教育是要慢的 慢不是懒




        解放周末:您曾在42岁的时候,成为中国最年轻的“211”高校校长之一;您也曾两次主动辞去校长职务,回归学者身份。这一次,什么原因让您再度出任校长?


        钱旭红:我既热爱我的科学研究,也时时想对教育模式的深刻变革作出自己的贡献。我喜欢挑战,改革教育模式就是我的挑战。权、名、利都是一时的、最终会消失的,但改变教育、改变人们的认知,能给我带来巨大的成就感。


        解放周末:您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钱旭红:如果一个校长都没有了理想,那这所学校还有希望吗?当然,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是做不好管理工作的。现实问题各式各样,非常复杂,为了实现理想,必须懂得和现实妥协,懂得怎么降低每一步的难度,去一步步接近理想。每一步的跨度都很小,但累积起来,跨度就很大了。这对人的耐心和技巧都是考验。很多人的理想为什么会失败?因为他想一步就到达理想。也有很多人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忘记了理想。(《新教育是什么?为什么? 有什么?怎么样?怎么做?——关于新教育实验的50个问答》)


        解放周末:这样一小步一小步的改变,也许很难显现出一位校长的“丰功伟绩”。


        钱旭红:教育是要慢的,慢不是懒,慢是每天都在变化,只是慢到你看不出来,过段时间一看,变了。我们常常急于求成,变革教育急于求成,变革社会急于求成,那是不行的。凡是急于求成的,都不会在历史上留下什么痕迹,强制性的改变,都只能是暂时的,不会长久。(《每一个普通的改变,都将改变普通——行动就有收获,坚持才有奇迹》)


        作为一所大学的校长,我想一定要清楚自己的社会责任、民族责任,要把大学建设成人类的精神家园,既和社会紧密联系,能时常影响社会,又要与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能超越社会、引领社会。


        解放周末:就职华师大校长时,您引用了钱氏家训中的一句话:“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有何深意?


        钱旭红:家是最小的国,国是亿万人的家。钱氏姓钱,但不贪钱,更不贪权。钱氏家训中既有针对个人修养的教诲,也有其他家训中很少见的关于国家、社会的训示。在我看来,钱家人并没有什么特别聪明之处,之所以出了些人才,无非就是谨遵祖上教诲——重视知识,淡漠功名。


        在我最爱读的书里,有一本是老子的《道德经》,它说得很透彻。有些人只盯着眼前,以为眼前看得到的功名利禄会永远存在,他不知道其实这些都是转瞬即逝的;也有些人急于想让周围所有人都看到自己,结果往往是谁也没看到他。



        幸福的源泉在于教育


        解放周末:教育改革是一项十分艰巨、复杂的任务,在这一过程中,您觉得一所大学能起多少作用?


        钱旭红:也许别的大学只能改变某个、某几个学科的面貌,但华师大不一样。多少中小学教师出自华师大?我们改变教学模式,教师影响学生,学生们毕业后成为教育者,就能影响社会。这是其他大学做不到的,也是我们的重任所在。


        解放周末::“我了解人民群众最关心的就是教育、就业、收入、社保、医疗、养老、居住、环境等方面的事情。大家有许多收获,也有不少操心事、烦心事。”在这些群众关心的事情中,。作为教育工作者,您如何理解教育对国家和社会、对民族和家庭的重要性?


        钱旭红: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年,40年后的今天,中国比任何时代都接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既要物质的丰富,更要精神的幸福,而幸福的源泉就在于教育。


        浅层次看,正如很多人体会到的,教育是每个家庭最烦心的事。解决了教育的问题,烦心事不就没有了,不就幸福了吗?再深一层去想,制约国家发展的最大因素不正是教育吗?如果我们教育出来的人缺乏生态保护意识,那么,这样的人搞环境保护工作,环境就会出问题;如果我们教育出来的人缺乏人文关怀,我们的医疗改革就很难成功。我们每个人都是受教育者,都是教育的结果。

    

        解放周末:教育始终是关乎民族未来的千秋大业。


        钱旭红:是的,只有不断改革教育、发展教育,人民群众才能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我们才能朝向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持续迈进。(《让生命幸福完整——人生最珍贵、最奢侈、最值得拥有的礼物》)


        具体到华师大,我们的“双一流”进程,肩负着育人使命、文明使命和发展使命这三大使命:在育人层次,要通过教育模式的深刻变革,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文明层次,要探索建立走向世界的中国知识体系,为复兴中华文明作出自己的贡献;在发展层次,要研究提供能够影响世界的新力量、新工具,为实现人类共同体的永续发展,提供一个可供选择的路径。


        解放周末:通过教育,您期望您的学生成为怎样的人?


        钱旭红:我希望学生一定要有爱,学校一定要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不做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我希望我们的学生能把自己看得小一些。为什么有些人的情绪波动很大,为了飞机上的一个座位都能大打出手?因为他一直在斤斤计较个人的得失。一个人把自己看得小一点,反而能成就自己——有了大的视野、高的追求,生活的起伏、一时的得失就很难影响到他,而一个情绪稳定的人,智力可以发挥得更好。


        但反过来说,一个人也要把自己看得大一点,相信自己的改变是可以影响到整个社会的。这种远大抱负不是做大官赚大钱,而是为这个社会作出你力所能及的贡献。一个人有社会责任感,有家国情怀,才能建立起更高的追求,才能超越自我。




        (文章转自华东师大微信您公众号。作者 | 解放日报首席记者 顾学文。图 | 戴琪。编辑 | 吴冬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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