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学童的“三体世界” ∣ 写在问政教育之前

先说两个真实的故事。

一个是小时候玩伴的故事，80年代中期，他在一所厂矿的子弟小学上学。

那一年，一年级分为两个班。一班班主任兼语文老师，是一位刚从师范院校毕业，被分配到子校的小姑娘，大概是二十岁左右。

二班班主任兼语文老师，也是一位女老师，五十多岁，很严厉但经验丰富，用现在的话说，是学校里的教学骨干。

“我本来分在一班，后来我妈托人找到了厂里分管子校的领导，好不容易把我换到了二班。”玩伴对我这样说。

△ 图/中国青年报 朱慧卿

6岁的我们，根本理解不了这有什么好换的，一班多好啊，一听就是排名第一，为什么要去二呢？

另一件，是我上高中时的事。那时，我在西安东郊的一所子校上学，学校里有位水平很高的老师（90年代，东郊那几所子校里很是有不少拔尖的老师）被高新区一所学校高薪挖走了，过了一学期，这位老师又回来任教了。说到原因，老师感叹道：“资本主义的那一套，真受不了！”

16岁的我们，模糊中也不太理解，资本主义的那一套，到底是哪一套。

两个故事，说明了两件事。

一是即使早在80年代，在教育为一笔生意之前，家长为孩子挑教育资源、挑老师的事情，也是常事，这似乎就是人性很正常的追求。

这样的事如果再往前回溯，春秋战国时期，有个母亲为了让孩子有良好的教育环境，先后搬了三次家。母亲的付出没有白费，她的孩子最终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一个了不起的人——孟子。

二是西安的教育资源早在90年代中期，就已蠢蠢欲动。虽然所谓“资本主义的那套玩法”让很多老师也适应不了，但教育资源已经开始向一起聚集。

而作为孩子，似乎永远都理解不了大人的世界，在争吵什么。

△ 2016年西安“小升初”场面（新华网）

就如这次教育问政，一个月时间里，官方、民间、学校、教育机构、专家、老师、媒体、自媒体，分别用自己的逻辑和视角，或捉对厮杀，或一片混战。

而处在这场教育风暴眼最核心位置的孩子，本应最该发言，但似乎没人在乎他们的想法，也听不见他们的声音。

学习应该让人快乐，大人们的争论，似乎也都是为了孩子的快乐成长。但不能说话，甚至不在乎孩子的发言权，本身又是一件让人很不快乐的事情。 

6年前，媒体以《中学老师写“万言书”希望教育不要沉沦下去》为题，刊载了陕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语文老师杨林柯写给学生和家长的“万言书”。

一晃6年过去了，当年媒体中负责处理刊发这份“万言书”的老友，前几日发了一条朋友圈：

这份“万言书”，在当年是引发了全国轰动，、钱文忠等大V，及各大高校官微都进行了转发。这就是过去这些西安教育的一个侧写，不断有人拿出答案，但波澜过后，西安的教育不但没有好一些，甚至显得更加利欲熏心。

坦白说，我并不看好本期电视问政能有什么结果，肯定还是形式大于意义的那一套。，意义和假设的多了，搞的最后自己都认为假设就是真理了。

西安教育这么难的一道题，人们给出了诸多答案，我觉得，都有道理。但有道理不代表能解决问题，面对这么一个经年累月下的问题之熵，如果有人说有一套办法或搞一次问责，就能全盘解决，那他一定在骗你。

至于该用什么样的姿势问政？个人认为还是务实一点吧，熟悉电视问政的都知道，在这种语言体系下，越是像“西安当前教育困境主要问题在哪儿?”、“教育资源如何能分配平衡？”等高屋建瓴的问题，官员回答起来越是简单有套路，不解决任何问题。

要尽可能从小问题切入，由一个案例扒出一串案例，由一串案例扒出一种现象，再从现象着手，把现象下存在懒政不作为甚至是职务犯罪的人和系统（特别是系统）扒出来，至少还能起一点作用。

还有一层，抛开可能存在的利益链及职务犯罪的“阴谋”不说，各级教育局这个看似掌握教育资源的机构，本身就是个筹码，被放在台面上，一会被这个玩家啪的扔在桌子上，一会又被另一个玩家放在指间转转。

在这种“阳谋”的游戏规则下，你指望教育局自我革命来解决这些问题？

至于所谓的体制、机制、政策等宏观问题，这哪是一期电视问政能解决的了的？问个政，几位副局长就能现场拍板教师的工资待遇由市场决定了？公办院校就能幡然悔悟、奋起直追了？还不都得“下来以后积极研究”一下。

在众多解决问题的答案中，有一种“打土豪、分田地”的声音，我也不知道媒体这样引导情绪，能给自己带来多大阅读量，但这样做只会让西安教育的水变得越来越浑。

人们都知道公办院校太弱是教育失衡的主要原因，但在过去一个多月的讨论中，绝大部分火力都集中在了民办院校和教育培训机构上，反思公办院校问题的，反而很少，即使提及了，也都是一副“受害者”的样子，主要原因是“野蛮人欺负我了”。

自己太弱，不去反思，反而想靠革了对方的命来扶自己的贫，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过程不会让公办变好，只会让西安教育变得越来越差。

所以西安解决教育问题，多少要有点扶贫的思路在里面。在扶贫工作领域，“输血扶贫”早已被精准扶贫所取代，而精准扶贫的前提，是搞清楚自身哪里有问题。

一句话，靠劫富济贫救不了西安教育。

虽说不能指望劫富济贫来救西安教育，但一些民办院校的确是被惯坏了。

掐尖、抢老师、垄断生源、无序扩张、暗箱收费、联合房产商炒房价、教师私开培训班等问题，一个多月以来，人们讨论的够多了，这里不再重述。

这种生态下，家长们本以为自己是市场化教育里的消费者，消费者就应该是上帝啊。但实际上，家长混的跟孙子似的，别说当上帝，站着把学上完，永远只是极个别尖子生的特权。

理念和现实的割裂，让家长们变的越来越分裂。

这种分裂让家长站在教育资源的层级壁垒下，一方面大声疾呼教育要公平，另一方面，这种公平最好仅对自己孩子发生，站在围墙外想往里翻，翻进去了又希望背后的围墙能盖的再高点，最好架上电网，越少人进来越好。

再说说教育培训机构。

过去一个月，作为官方主动防守的策略，培训机构是被打击最大的领域，以什么消防安全问题、灯光问题等“不务正业”的理由，来说培训机构不合格，也是挺搞笑的。

这也就造成了一个奇观，3月中上旬的一个周末，很多朋友突然都在圈里发着同一条消息：这周末通知不补课了，求问带娃能去哪里玩玩？

有人认为西安教育培训机构的混乱，是导致教育资源失衡的原因之一。

△ 西安严查课外辅导机构（图/华商报 赵彬）

其实这不对，有太多人想上那几所好学校了，而学校的容量有限，准备了100个人的饭，来了10000个人要吃，怎么办？考个试呗！考什么呢？数学是最能将人智力区分开来的学科，那就考数学吧，聪明的来吃。

奥数之类的培训机构就是这么来的，需求远大于供给时，想收多少钱完全由卖方说了算。慢慢的，各方（这里的各方都有谁，自己猜）利益参与进来，把这变成了一笔学费之外，能给自己带来高额利润的生意，混乱由此而来。

所以，没必要去过多责备教育培训机构的混账，在管理上可能各个机构或多或少的有些问题，但在存在原因上，是有合理性的，教育培训机构的乱，不是导致教育资源失衡的原因，而是结果。

教育局此前一个多月主动防御打下的板子，明显避重就轻了。

当教育局、学校（教育机构）或是家长，每一方的出发点都在为自己的利益负责，没有人对西安教育这个事负责时，生态也只能是越来越差。 

在教育局、学校（教育机构）、家长三方角力下，教育本身就像是颗游荡在三恒星系统中的行星，永远没有运行规律，寒暑不定。

生活在这个颗行星上的孩子，一方面必须进化出脱水卷起的本领，以便让自己能在高压的学习下支撑的久一点。

另一方面，生态环境好一点的时候，还要像一只变异的蚂蚁。要具备蝗虫的大腿，蹦的比别的孩子快点，要有蜻蜓的眼睛，懂的比别的孩子多点，要有蝴蝶的翅膀，能飞起来，拉开跟别的孩子的差距。

但即使这样，你也只能乖乖的做只小黑蚂蚁。 

△ 往期的电视问政（图/华商报 张杰）

每期的电视问政的台上，都有两个阵营，左边是被问政单位，右边是媒体专家席，节目过程中有现场提问环节。

我特别想今晚的问政，右边坐着的不是专家，不是媒体，全都换成孩子，让他们来提问。

因为能看见皇帝不穿衣服的，永远只有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