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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屈原与《离骚》:戳心的个体悲怆,遥远的民族回声——《读史要略之礼乐中华》

2022-03-19 22:24:58

在《诗经》被奉为儒家经典之后二百余年后,在当时的“南中国”长江沿岸,一个流浪的贵族,一个俊美的中年人,用他悲怆的生命体验,写出了可与《诗经》相媲美的另一部经典诗作,给中华民族的诗意童年,带来一份早熟的苦涩和酸楚,也带来了未来的浪漫追求和光荣梦想。



这个俊美的中年人是屈原。


这部作品叫《离骚》。



在今天的世界,如果有一个面对所有华人的问卷调查,评选一个对中国文学影响最大、同时又最为中国人敬仰和爱戴的先秦“偶像”——估计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屈原。


一方面,是因为屈原至今仍是以悲剧的角色出现在中国人的历史文化记忆里——同情弱者和崇尚悲情英雄,一向是全人类的共同情感,中国人自然概莫能外。


另一方面,作为人类文学的两大流派: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在中国,屈原几乎以一人之力,开创了代表“浪漫主义”源头的“楚辞”文体。而作为思想深处更加接受和倾向于浪漫主义的中华民族来说,屈源无疑是他们灵魂深处的无限寄托和远古守望。


屈原,出生于楚国丹阳(今湖北宜昌)。芈姓,屈氏,名平,字原;又自云名正则,字灵均。战国时期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之后。少年时受过良好的教育,博闻强识,志向远大。早年受楚怀王信任,任左徒、三闾大夫,兼管内政外交大事。提倡“美政”,主张对内举贤任能,修明法度,对外力主联齐抗秦。因遭贵族排挤毁谤,被先后流放至汉北和沅湘流域。秦将白起攻破楚都郢(今湖北江陵)后,屈原自沉于汨罗江,以身殉国。


史载屈原于农历的五月初五日投江自尽——在今天,中国乃至东亚一些国家仍然把这一天定为重要的民族传统节日“端午节”——在这个节日里,人们通过吃粽子和赛龙舟,达到驱赶鱼虾以保护屈原尸体的目的,可见中国人对屈原的敬仰和怀念。


鉴于屈原创作《离骚》的重要性和重大影响,司马迁在其史记中反复提到屈原和他的离骚创作背景,其中,在《史记·屈原列传》里说,年轻得志的屈原遭到同僚上官大夫靳尚的谗害,被楚怀王疏远,所以“忧愁幽思而作《离骚》”。而《史记·太史公自序》里则说:“屈原放逐,著《离骚》。”《报任安书》里也说:“屈原放逐,乃赋《离骚》。”


这三种说法让后人对《离骚》的产生时代产生了怀疑。有是认为是在楚怀王疏远时即开始创作,有的认为是在放逐中开始创作。实际上,从《离骚》中的诗句可以看出是在被疏远时已经开始创作,如:

 

“何离心之可同兮,吾将远逝以自疏。”

 

“自疏”意味着主动“远逝”的态度——实际上,以屈原的出身和孤傲,他很可能是被受到了冷落后,即自己退而云游四海,并在此过程中开始“济沅湘以南征兮”。


屈原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歌”的新时代。屈原的主要作品有《离骚》《九歌》《九章》《天问》等。以屈原作品为主体的《楚辞》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之一,与《诗经》中的“国风”并称“风骚”,对后世诗歌产生了深远影响。


按照叙述内容,《离骚》大体上可分为前后两部分。


自“帝高阳之苗裔兮”,至“岂余心之可惩”,为前一部分;


从“女嬃之婵嫒兮”,至“吾将从彭咸之所居”,为后一部分。


前一部分描写屈原对以往生活经历的回顾。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屈原出身的“高贵”和他自幼就努力自修美德、锻炼才能,并决心报效楚国;看到他激励和引导楚王“及前王之踵武”、;看到他的种种正面努力触犯了腐朽的贵族集团的既得利益,因而招致了诽谤和诬蔑漫天而来,而楚王也听信谗言,疏远和放逐了屈原;看到他哀“民生之多艰”、而祖国陷入“路幽昧以险隘”的岌岌可危的境地;看到他满怀愤怒地揭露了楚王反复无常,不辨忠奸,昏庸无能的性格特点……


后一部分则主要描写屈原对未来道路和真理的探索与追求。他不顾身边亲人们(女须)劝他不要“博謇好修”的劝导,开始了“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理想追求;他寻找神巫灵氛占卜,在极端矛盾的心理中决定离楚远行;他在远行时,忽然看到了楚国大地,“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的故国热恋;他决心“从彭咸之所居”,用死来殉其“美政”的最终成果。


屈原在《离骚》中,成功地塑造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形象丰满、个性鲜明的抒情主人公的形象,体现了屈原的伟大思想和崇高的人格。更为后世的文学作品留下的许多脍炙人口的名句: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

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

吾不能变心以从俗兮,故将愁苦而终穷。

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

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

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

成礼兮会鼓,传芭兮代舞,姱女倡兮容与,春兰兮秋菊,长无绝兮终古。

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诟。

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

…………




据近代学者考证,包括《离骚》在内,屈原共创作了23篇诗歌。其中《九歌》11篇,《九章》9篇,《离骚》、《天问》、《招魂》各一篇。”但因为离骚的艺术价值太高,所以自汉魏以后,史家们多以《离骚》指代“楚辞”和他的其他作品。比如晋代学者郭璞《山海经注》中引用《天问》、《远游》,都称《离骚》;刘勰《文心雕龙》有《辨骚》一篇,所论包括全部《楚辞》作品;梁代萧统《昭明文选》列“骚”类,包含屈原的所有作品;朱熹在其《楚辞集注》中把卷一到卷五总称《离骚》或《续离骚》。因此,自古以来,《离骚》已经成为楚辞的代名词,“骚人”也成为诗人的代名词。王逸《楚辞章句》:“屈原之词,诚博远矣。自终没以来,名儒博达之士著造词赋,莫不拟则其仪表,祖式其模范,取其要妙,窃其华藻,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名垂罔极,永不刊灭者矣。”刘勰《文心雕龙》:“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惊才风逸,壮志烟高。山川无极,情理实劳。金相玉式,艳溢锱毫。”


屈原的作品在思想上和艺术上的辉煌成就,为全人类提供了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他也赢得了世界文化巨人的光荣称号。1953年,屈原以诗人身份同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法国文学家拉伯雷、古巴作家和民族运动领袖何塞·马蒂一道,成为被世界和平理事会号召纪念的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他的作品在公元前7世纪传入日本,19世纪开始传入欧洲,现已有英、法、德、俄等多种国家文字的译本。


《离骚》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汉代以后,后世文人无不对屈原推崇备至。究其原因,似可归功于屈原那砥励不懈、特立独行的节操,以及在逆境之中敢于坚持真理、反抗黑暗统治的精神。


屈原的每一篇文章里,都包含着与现实抗争的强烈情感。从《离骚》的“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到《哀郢》里的“哀州土之平乐兮,悲江介之遗风”;再到被认为是绝笔的《怀沙》和《悲回风》,无一不表现了屈原对现实的观照,同黑暗之间的战斗。


从这些文字里,我们可以看到一颗被现实拘束但又不甘于被拘束的灵魂,一颗热烈燃烧着的火焰。


可以说,正是因为崇高的屈原被毁灭,我们才会越发珍视屈原的崇高。

屈原的遭遇是中国封建时代正直的文人士子普遍经历过的,因此,屈原的精神能够得到广泛的认同。


西汉贾谊因为才高受嫉,谪迁长沙,作《吊屈原赋》,以屈原自拟。


唐代“诗仙”李白豪迈地宣称:“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李白的很多作品也同屈原的《离骚》一样,往往大量编织神话传说、日月风云和历史人物,构成具有象征意义的雄奇图画。


另一个“诗史”杜甫则以“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忧国忧民精神,与千年前的屈原遥相响应。他在《戏为六绝句》中说:“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声称不仅要学习屈原作品的文采,而且要学习屈原作品的思想内容。


特别是在外族入侵、国破家亡的紧急关头,中华的爱国志士们多以屈原的气节来鼓励自己。


南宋词人刘克庄在金人入侵的形势下,在《屈原》一诗中说:

 

“芈姓且为虏,累臣安所逃;不能抱祭器,聊复著《离骚》。”

 

在现代文学史上,受屈原精神影响的作家更多,鲁迅《汉文学史纲要》:

 

“战国之世……在韵言则有屈原起于楚,被谗放逐,乃作《离骚》。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后人惊其文采,相率仿效,以原楚产,故称‘楚辞’。较之于《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故后儒之服膺诗教者,或訾而绌之,然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

 

五四运动前后,鲁迅艰难地探索着中华民族前进的方向,1926年出版《彷徨》时引《离骚》诗句作为书前的题词:

 

“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可见屈原对鲁迅的巨大影响。


可以说,哪里有士子之不遇,哪里有节操之坚执,哪里就有屈原的英魂。


屈原精神既是安顿历代文人士子痛苦心灵的家园,也是砥砺志士仁人坚贞操守的金石。



 

评述《离骚》,离不开《诗经》。作为我国先秦时代最重要的两部诗歌著作,前者代表着浪漫主义,后者则代表着现实主义。作为进入中华民族文学伊甸园的两扇大门,把二者置于同一个历史地平线上,才能够更加深刻的理解他们的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


其一,就文学产生的地域来说。《诗经》以北方为主的广大地区,而楚辞仅限于南方楚地。正如北方的高寒和风沙环境塑造了雄武豪放的“北人”,而多水温润的南方盛产清丽高雅的“南人”一样,产生于北方的《诗经》现实而又厚重,产生于南方的《离骚》则充满了女人的想象和浪漫。


其二,就文学的作者而已。《诗经》是以北方广大普通民众为主的“集体性创作”和“平民文学”。而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却大多数以出身高贵的文人士大夫为主的“个人创造”和“贵族文化”。


其三,就文学表达的主体内容上。《诗经》涉猎面很广,有男嗔女怨的婚恋诗,有写奴隶辛劳的怨刺诗,有幽怨反侧的思妇诗,有表达士大夫爱国意识的忧患诗,是对当时社会各阶层(包括奴隶、服役者这样的下层劳动者)真实的生活和情感记述;而《离骚》为代表的《楚辞》多为士大夫阶层对现实的情感流露,其很少关注生活细节和下层民众的生活。


其四,就艺术风格上。《诗经》无论记事、写物、抒情,都是确确实实、言之有物。比如《诗经•卫风•硕人》描写“美人”时用了这样一段话:

 

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蝍,齿如槬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通过对具体物象手、肤、颈、齿、眉、目等的直白形象的比喻和描写,勾勒出卫庄公夫人庄姜之美。


再看屈原在《九歌•湘夫人》对湘夫人的描写: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

 

如同后世文学描写西施等“四大美人”有“沉鱼落雁、闭花羞月”之貌一样,这里同样是不着一个“美”字而尽得人物风流。此中可见《诗经》与《楚辞》在艺术风格上的差异便可见一斑。


当然,如果说《诗经》是充满了平民情怀的“大葱蘸酱”的话,那么《离骚》正是一杯带有“小资情调”和“自怨自艾”的“苦咖啡”。


其四,在表现手法上,《离骚》等楚辞虽然继承了《诗经》的“赋比兴”手法,但在此基础上做了重大开拓。在《离骚》中,屈原笔下描绘的善鸟香草、恶禽臭物、灵修美人、宓妃佚女、虬龙鸾凤、飘风云霓、高冠奇服、玉鸾琼佩……,它们或配忠贞,或比谗佞,或媲君主,或譬贤臣,或托君子,或喻小人,或示超俗,或表追求,这些都已不再是作为喻体或借以起兴之物的客体,而是融合了主体情感、品格和理想的象征,而成为蕴含艺术趣味的意象,突破了《诗经》以借物抒情为主要特征的比兴手法的局限。这种新的突破、创新和尝试,在中国文学创作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其五,从表现形式上,《诗经》从头至尾都是单一整齐匀称的“四字句式”,句中是二二节奏;而《离骚》典型句是五、六字句,句中常常是三三或三二节奏。“四言简质,句短而调未舒;七言浮靡,文繁而调易杂”。屈原不仅采用灵活变化的民歌句法,又在此基础上吸收了战国时散文的句法,在作品中使用了“路漫漫”、“长太息”等,从而创造了一种节奏分明而参差错落的杂言句式。另外,《离骚》中还出现了不少“言对”,即工巧的对偶:“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还出现了一些“事对”,就是上下句所用的典故相对:“吕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举;宁戚之讴歌兮,齐桓闻以该辅。”这些句式上的大胆创新,为以后的汉赋、骈文以及唐诗、宋词等的发展提供了摹本和基调。


当然,我们必须承认,《离骚》同时也继承了贯穿于《诗经》中的忧患意识和爱国情操。这样的继承,正是中华民族文化基因里一个极为特殊的可贵成分。


从《诗经》的集体创作,到《离骚》的个体表演,还反映了中国文学从集体无意识到个体有意识的“文学觉醒”过程。


屈原的艺术创造,开辟了中国文学浪漫主义的源头,对后世的文人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诗经》为代表的“风”和以楚辞为代表的“骚”,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奠基石和古典诗歌的两个最高标准。

 


 

自《离骚》产生后,在长达两千年的中国历史长河中,屈原都被几乎所有的炎黄子孙视为自己的“文学偶像”和“人格化身”。然而,直到近现代以来,当西风东渐——中国文化的“先进性”广受质疑的情况下,一场根植于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深刻不自信”的“疑古之风”开始愈演愈烈。于是,孔子们被打倒了,老子、庄子们被踩在脚下了——这还不够彻底,一些为了出名挂万而制造学术噱头的学者开始将他们“疑古”的目标投向了悲怆的屈原——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引发了一场广泛的讨论和争质。


在今天看来,孙次舟一文其实是拿着放大镜寻找屈原的缺点。


他的论点,一是屈原只不过是一个文学的弄臣;二是屈原很可能是一个“同性恋”。


关于这两个“论点”,其后尽管几乎所有的文化名人对此表达了相反的观点,尽管很多人从多方面论证了孙次舟的片面和“哗众取宠”,但在本文看来,对于先秦时期类似于屈原这样的历史人物,包括和屈原有着相同遭遇的司马迁们,无论他们是不是弄臣,无论他们是不是同性恋——这都不应该是作为一个真正怀有崇高历史使命感的学者在历史探索方面的任务和主题——对于屈原这样在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一直发挥着“正面意义”的历史人物来说,探讨他们的历史根源,充分挖掘凝结在他们身上的文化意义,从而为适应未来中国的文化建构提供借鉴,才是我们应该真正去做的。当今,一些官方和民间的历史学者,他们在研究和对待历史人物时,常常和孙次舟一样怀有“玩弄历史”、“戏说历史”、“消解历史”的“不良心态”——殊不知,他们在玩弄母史、消解母史和戏说母史的过程,其实正是展现了他的无知、消极——或者说是一种低级趣味。


站在今天的立场上,历史允许研究和改写,因为思想本身提倡自由。但是总有些属于全民族共享的东西需要我们尊重——比如屈原,无数历史事实证明,屈原身上,不但凝结着中华民族文学史上最珍贵的东西,而且渗透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求索和上进精神。


因此,研究历史,必须怀着平实和恭敬的心态。


因为,就当下的每一个个体来说,都是从那段历史中走来的个体——历史,原本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文化母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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