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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资讯】枝江一中周德富老师又整理出了一部重要的古代方志——《东湖县志》

2020-07-21 02: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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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C H O O L    M O T T O



湖 县志

这是由枝江一中著名语文特级教师、地方史专家周德富老师文史研究的新成果,由他担任总纂并点校注释的乾隆版《东湖县志》。


《东湖县志》


市人民政府市长张家胜这样为本书的出版写序,称其“这是宜昌志书编纂的崭新成果,也是功德无量的文化善举,可喜可贺!”


《东湖县志》近日由方志出版社出版发行。这已是周德富老师整理的第二部大型志书,此前他已整理出版了六十万字的同治版《枝江县志》,受到了广泛好评。


周德富老师


《东湖县志》
该书一套三册,合套封装。典雅精美,设计印刷亦堪称一流。

此校注本,现已送达宜昌市四大家领导和市直主要部门,也已送达宜昌市属各县市史志办。看过此书的读者均称此书的整理质量上乘,堪称旧志整理的标杆。宜昌市著名地方史专家袁在平先生称:“清乾隆《东湖县志》的重新编纂整理出版,在宜昌史志史上做了一件大好事,为宜昌地方志的编纂整理作出了新贡献!该新志书,在忠实于原著的基础上,增添了大量的注释条文,这不仅极大地丰富了乾隆版巜东湖县志》的史实史事内容,且也补充了同治版《东湖县志》在内容上的不足。从而,也便更增强了该新志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


延伸阅读

Extended reading


东湖县即今宜昌城区。雍正十三年,升原夷陵州为宜昌府,立东湖县为附郭首邑,因地有东湖,故称东湖县。此县名一直沿用到1912年,后改称宜昌县。乾隆版《东湖县志》是夷陵旧志书中规模最大、史料最详的一部,刊刻于乾隆二十八年,此后一直未重刊。此书原刻本现已存世不多,一般读者很难读到。


此志书的整理是近年来宜昌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的一项重要工作。由宜昌市市委书记周霁担任整理委员会顾问,由市人民政府市长张家胜担任整理委员会主任,、唐超、徐炜担任整理委员会副主任。由史志办主任曹水兵担任主编,由史志办副主任黄泽江担任责任副主编,由史志办副主任张贤斌、邓先兵担任副主编,由史志办史志科习明山、缪莉担任责任编辑。外聘杜心宁、程建学两先生担任审校。


周德富老师为此书担任总纂,并具体负责点校注释工作。原书26万,整理本近70万字。周老师为整理这部志书花费了大量心血,可圈可点之处甚多。


一是丰富了大量的史料


首先是在《选举》《秩官》《文物》《名宦》《艺文》等不少章节后增设《附录》栏目,这是一个大胆的做法,其他地方整理旧志很少看见这种做法,因为这个必须建立在大量占有史料的基础上。其次是在注释中增补史料。这之中主要是人物生平、重要历史事件、作品的写作背景、古人的评点等。


二是纠正了原刻本中的不少错误


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编写人员的水平和编写时间的仓促,原刻本存在多方面的错误。这些错误,多年来因为没有得到纠正,一直在以讹传讹,误导了不少读者。这次整理纠正的错误多达数十处,可谓正本清源。


三是补上了原刻本中的一些缺漏


原刻本中的缺漏有这么几种情况:缺字缺句,缺段落,缺落款,缺序言,缺小引,缺自注,缺章节或同题诗文。这次增补的大量缺漏对读者的阅读理解提供了非常好的帮助。


四是弄清了部分原刻本中注明“无考”的问题。破解了部分困扰宜昌文史界几百年的一些难题。




有关此次《东湖县志》整理的具体做法和价值意义,可阅读下面周德富老师的《乾隆〈东湖县志〉整理记》



《乾隆〈东湖县志〉整理记》

东湖县之设始于雍正十三年。当时,因土司归附,夷陵州被升为宜昌府,立东湖县为附郭首邑,因地有东湖,故名。府治、县治均设于今宜昌城区。1912年裁府留县,并以原府名宜昌为县名。乾隆《东湖县志》是夷陵志书中收集史料最为详细的一部。

在举国上下高度重视传统文化挖掘的背景下,宜昌市史志办顺应时代潮流,决定对宜昌历史上的旧志进行系统整理,2016年启动了乾隆《东湖县志》的整理工作。本人担任总纂,具体负责点校注释、增补史料等工作。日前乾隆《东湖县志》已由方志出版发行。该书一套三册,合套封装。典雅精美,设计印刷堪称一流。点校注释方面也有一些可圈可点之处。

目前的旧志整理,方式多样,较常见的是变简体字、断句、标点。我们这次整理,除了完成上述工作外,还加上了较为详细的注释。既注释生字词、历史典故,还注释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地名等。特别是原刻本中提到的与宜昌相关的人物,我都逐一经行了考证。并进而纠正了原刻本中的一些错误。其目的是不仅帮助读者基本读懂原刻本的语句,能消化原刻本记载的内容,而且能由此及彼,增加更多有关夷陵历史的知识。我追求的目标是把这个整理本做成兼具夷陵旧志补遗、夷陵旧志指瑕性质的普及与研究相结合的书籍,即既追求通俗性,也追求学术性。

经过编委会全体成员和我本人的努力,如下四个方面做得较为满意:

一是丰富了大量的史料。

首先是在《选举》《秩官》《文物》《名宦》《艺文》等不少章节后增设《附录》栏目,这是一个大胆的做法,其他地方整理旧志很少看见这种做法,因为这个必须建立在大量占有史料的基础上。

《附录》的内容主要是原刻本记载过的相关人物写的诗文,或其他人写这些人物的诗文。另有部分人物的传记、墓志铭之类,因篇幅较长,不宜放在注释中,亦放在《附录》中。目的是让读者全面了解夷陵历史上的那些重要人物。

做这个工作时,我比较注重攻坚克难。也就是说,宜昌的方志上有的,或一般史料上记载较多的,我就少收。而对于少见的稀有史料或涉及宜昌历史的重要史料就多收。比如王席民是一个朱彝尊给以极高评价的夷陵人,乾隆《东湖县志》的编者们在两百多年前就感叹很难收集他的资料了,但我在他的游宦地—山西代州的古志中找到了不少资料。再比如南明宰相文安之,原刻本虽然收录了他的不少作品,是夷陵本土作家中除雷思霈之外收录作品最多的人,但仍有大量作品散见外地其他古籍。这次我便将17篇来自外地其他史书上的诗文都放到《附录》中了。罗宏备,《湖北诗征传略》收了他的21首诗,是夷陵文人入选该书作品最多的一个人。其中有15首《东湖县志》《宜昌府志》均未收,我将其全部收到了《附录》中。

大家都知道,外地人在夷陵做官的,不少人写了不少咏夷陵的诗歌。其中,宋代以欧阳修为首,无人能出其右。但要说到唐代是谁,明代是谁,可能知道的人就不多了。因为仅仅看乾隆《东湖县志》、同治《宜昌府志》所收的作品是不能知道这个的。其实唐代的可能是李涉,但《东湖县志》只收录了他的两首诗;明代的可能是俞彦,但《东湖县志》只收录了他的一首短诗,再加一个残句“青草滩长云满渡,红花套远水含烟”。我们这次整理时分别增补了他们写夷陵的5首诗歌和7篇诗文。

王篆算得上夷陵历史上最有名的名人了,但由于王篆在历史上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人物,加之王氏族谱遗失,致使有关他的生平和他的家族的史料不全,甚至直至今天连他的字或号都没弄准确。这次我在《附录》中收录了明代名人王世贞和他的弟弟王世懋给王篆的书信和诗歌,还有以目睹耳闻记录万历人事著称的沈德符的《江陵二乡人》,这些史料有正有反,使得读者对王篆有了更全面的了解。很多人不知道,其实夷陵历史上的另一位名人王良佐是王篆的族亲,是王篆的二伯父。王篆的爷爷王璲有十个儿子,王良佐是老二,而王篆的父亲王良策是老九。这些信息宜昌本地的方志从来没有记载,但在王良佐的老师顾清给王篆祖母刘氏的墓志铭中却记载详明,我同样将其收到了《附录》中。《附录》中还有一篇顾清的《寿筵列咏序》对王篆祖父有许多介绍。这些史料对王氏家族的研究弥足珍贵。

陶若曾是宜昌文学上不可多得的大才子,先后有四部著作问世,被人称为“起中原七子,。袁宏道称其诗“近似中郎”,袁中道“于诸君子中尤敬而爱之”,并亲为其诗集写序。就是这样一个人物,由于种种原因,直至今日读者对他知之甚少。这次我不惜篇幅在《附录》中增补了四篇史料,总算让读者对他有了一个大致了解。

徐治都的传记材料生动记录了官方与吴三桂及其部属的激烈斗争,其中包括了许多战争的细节,让读者看到了当时在夷陵一带战争的惨烈。胡世英的传记材料记录了当时官军与李来亨在兴山的最后战斗过程,甚至包括了当时参与者的心理。这些近似于经历者自述的材料是以往的宜昌方志重来没记载的,读者也很难看到的。这些史料能帮助读者走进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进入特定的情境,甚至走进特定人物的内心。

还有赵勉、向文玺、黄灿、杨大异等一大批著名的人物,我都通过《附录》提供了大量一手资料供读者阅读和研究。

其次是在注释中增补史料。

这之中主要是人物生平、重要历史事件、作品的写作背景、古人的评点等。

有关人物生平的记载是我重点增补的史料。长篇的传记放在《附录》中,篇幅短小的则放在注释中。这些人物生平的记载不仅大大丰富了我们对这些人物的了解,并且对我们研究宜昌的历史文化极有帮助。比如卷十二《秩官表》中记载明世宗时有一夷陵学正“杜子麟,丰城人”,全书仅此六个字。我依据同治《南昌府志》对此进行了丰富:“杜子麟,字本厚,丰城人,岁贡生。任绩溪训导,有周生被诬黜,力白,督学复之,寻举于乡。升夷陵州学正,多造就,时司空刘小鲁困处不偶,首拔取,期以远大,后果连第,跻台辅。署州正,州当孔道,诸务旁午,麟爱恤民力,不少徇豪贵,当道称其学殖殊茂,耿介不阿。终福州教授。以老归,累宾乡饮,仅一就。年八十五卒。著有《碧潭遗稿》。”显然,他是夷陵名人刘一儒的恩师,这对我们研究刘一儒来说是难得的资料。再比如,殷都在夷陵六年,建树不少,且与当时夷陵名人雷思霈、刘戡之等可谓挚友,唱和之作甚多。但《东湖县志》原刻本居然不仅没有为他立传,而且也只有几个字的介绍“殷都,嘉定人,进士”。我注释时引用了三则史料,此录其一:“其居官刻苦自励,守夷陵六年,为职方郎又三年,归贫甚,至质衣以奉客。然平生廉而不刿。蜀盐禁严,贩者常以风雨夜操小艇出峡,少不戒,人船俱没。都谓步担易米,律所不禁也,皆纵舍之,遂无溺死者。楚蜀之界,群山造天,径才容足,而下临不测之壑,行者魂魄悸怖。乃凿山为道者九千丈,开辟之险至是为坦途。”这一段文字,无论是对研究川盐的运输,还是研究宜昌入川的陆路都极有价值。

此外,在“雾渡河”的地名介绍中,。在介绍对马山时,,清代庆桂的《剿平三省邪匪方略》有详细记载。在介绍宜都城时,特地引用杨守敬在其《隋书地理志考证》的对宜都郡治所在位置的详细考证。

原刻本《艺文志》中的所有作品都没有背景介绍,今人来读,难免有些隔膜。我整理时尽可能的提供写作的具体背景。诸如,我告诉读者: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苏轼守母丧毕,九月,与弟苏辙侍父苏洵自蜀回京,冬日舟经三峡,耳目所及,皆发之于咏叹,《入峡》一诗写入夔门后所见情景;范成大淳熙二年受命入蜀知成都府,权四川制置使,途中因江水猛涨,于是从山道前行,途经姜诗村、土门、桃花铺、覆盆铺、小望州、大望州等地,《桃花铺》即是其中一首;《与尹师鲁第一书》写于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秋,这一年,尹师鲁因上书论救革新派人士范仲淹,被贬至郢州,其后,欧阳修因《与高司谏书》获罪,被贬夷陵县令,尹师鲁在欧阳修被贬后,对欧阳修的情况有所不解,就写信询问,这封信就是欧阳修到夷陵后写给尹师鲁的回信。

在整理《艺文志》时介绍一些古人的相关评点,以拓宽读者的思维,加深读者对作品的理解。这可能是我这次整理时的一个独创之举。

在此我略举几例:

欧阳修《代赠田文初》。清人方东树评点:“此诗令人肠断,情韵真是唐人,加入中间一层更阔大,收四句,深折唐人绝句法也。”

盛锦《过滩》。沈德潜评点:“一丝迸断,百里一掷,前人入蜀诗未曾写到,波涛亦衽席,倒衬出鱼腹之险,真十成用力语。”

李白《渡荆门送别》。清王琦评点:“丁龙友曰:胡元瑞谓,‘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此太白壮语也;子美诗‘星垂平野阔,江入大荒流’二语骨力过之。予谓,李是昼景,杜是夜景;李是行舟暂视,杜是停舟细观,未可概论。”

通过《附录》栏目的设置和注释中的史料补充,就将目前所见的与夷陵历史相关的大量有价值的史料收录进来了。原刻本实有字数26万,整理本实有字数达到了56万,这多出来的三十万字大部分都是增补的史料。这样一来,整理本的内容就远比原刻本丰富,再加之我后文要讲述的纠错和补缺,这就基本达到了我们追求的整理目标。

二是纠正了原刻本中的不少错误。

这也是我整理时感到较满意的一点。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编写人员的水平和编写时间的仓促,原刻本存在多方面的错误。这些错误,多年来因为没有得到纠正,一直在以讹传讹,误导了不少读者。

有的刻错字。

比如“处士罗文彬墓,在大江西,袁宏道志墓”,“罗文彬”系“罗文彩”之误。“江之南有安蜀城,地直夷陵,荆门城峙其东,皆削险处”,“以备蜀”《明一统志》《湖广通志》均作“以备陈”,原刻错误,把主体与客体弄颠倒了。“吴僧漫说雅山好,菊叟休夸鸟嘴香”,“菊叟”系“蜀叟”之误,“蜀叟”与“吴僧”对仗更为工稳,金人元好问的《唐诗鼓吹》等版本均作“蜀叟”。“山下耕牛荒硗确,两耳磨屋四蹄湿”,“屋”系“崖”字之误,《苏文忠公全集》《明一统志》等均作“崖”。还有李尧德全书都错刻成了李尧佐。等等。

有错版的。王雄的《夷陵州新置学田碑记》一文,“弃民之政”之后的文字,原刻本错版,我整理时依据康熙《夷陵州志》进行了校正。

有的人名弄错。

卷十六《名宦志•流寓迁谪附》“徐云传”,实为秦云传。秦云是明代著名作家归有光的姨父,归有光的《先妣事略》等名文的素材即来自秦云的讲述。乾隆《东湖县志》的错误又导致了后来的同治《宜昌府志》等的错误,使得几百年来,宜昌的读者不知道夷陵当年的这个貌似普通的通判其实并非等闲之人。

卷二十二《艺文·七言律诗》收录有一首《沙河野望》的诗,作者署名“杨溥”。作者的姓名没错,但位置放错了,原刻本将其放在清代部分,前面是彭惕,后面是陶其愫,而彭惕和陶其愫都是乾隆时期的人。编者可能是将此杨溥错成了卷十八《方伎志》中的东湖人“杨溥”。其实这是张冠李戴。据《湖北诗征传略》载,此诗是明英宗时的内阁首辅、著名的明代“三杨”之一的杨溥所写,杨溥是湖北石首人。此人与宜昌历史有着诸多联系,他的儿子杨旦娶的是当时的太常寺卿余谦的妹妹。余谦是古宜都今枝江人。

有的把诗文的作者、标题弄错。

卷十九《艺文·五言古》中的《望荆门》,此诗的作者和题目均错。作者应是刘长卿,标题为“江中晚钓,寄荆南一二相识”(一作“西江雨后忆荆南诸公”)。《刘随州集》《御定全唐诗》《唐诗品汇》《御选唐诗》等选本的记载均相同。原刻本将其归入陈子昂名下并改名为《望荆门》,查无所据。卷十九《艺文·五言古》中的《虾蟆培》的作者,四部丛刊景元本《苏文忠公集》、宋祝穆《方舆胜览》、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均作“苏轼”,而不是苏辙。

卷二十三《艺文·五言绝句》所收白居易《峡州诗》,此诗在《白氏长庆集》中,题作“初入峡有感”。体裁也并非绝句,而是古体,是一首长诗。全诗长达24句。《白氏长庆集》将其编入“古体”中,是“古体五言”的第一首。

有的两首诗错成一首诗。卷二十《艺文志·七言古诗》范成大的《桃花铺》其实是《桃花铺》和《覆盆铺》两首诗,前八句是《桃花铺》,后四句是《覆盆铺》。

有的把体裁弄错。

卷二十八《艺文志·杂文》所收申时行《封大中大夫刘公及其妻淑人秦氏墓志铭》,其实申时行的这篇文章并非墓志铭,而是墓表。墓志铭是埋于墓中,墓表是立于地面。在申时行自己的文集中此文的标题为《封南京光禄寺卿刘公合葬墓表》。再看原文,文中无铭文,这是不符合墓志铭的写法的。卷八《古迹志·冢墓附》中的说法是正确的,“万历六年赐葬,申时行表其墓”。其实,刘大宾的墓志铭是张四维写的,标题为《封中大夫南京光禄寺卿碧泉刘公墓志铭》,此文我将其收到《附录》中了。

原刻本有些错误似乎是刻本编者的有意为之。卷二十二《艺文志·七言律诗》所收范成大的《发荆门》。查范成大的《石湖诗集》,此诗标题不作“发荆门”而作“发荆州”,并自注“自此登舟至夷陵”。 赵抃的《三游洞》,除《东湖县志》《宜昌府志》外,其他版本均作“初入峡”。

类似上述有意为之的做法,《东湖县志》的编者似乎还有为家乡名人隐恶甚至美化的嫌疑。袁泰算得上是夷陵历史上的高官了,卷十七《人物志》这样记载他:“历官至右都御史,有才辨,明于法律。尝因奏事忤旨,上命刘璟系其颈,益侃论不屈。一时权贵,多惮其严直。”但我们在廖道南《楚纪》中却读到了几乎完全相反的记载:“袁泰,其先夷陵州人,徙山西蒲州之万泉。洪武四年开科,登进士,初授鄠县丞,泰自陈祖贯,改罗山县丞。十八年正月擢都察院试佥都御史,二十三年闰四月迁左副都御史,二十四年十二月拜右都御史。为人才辩,明于律法,有能名。然颇深刻,尝鞫经历王爵锻成其狱,爵属吏薛希胜当连坐,诣大理白其枉。泰欲掩其失,嗾河南道御史置之法。上召廷臣会审,爵冤始雪。于是御史夏长文等劾泰面欺,其弹文乃解缙所草也。上责泰曰:‘国家为治在法,而持法平者御史也。今若此,欲无冤,得乎?’二十五年八月庚戌卒。”我在《附录》中增补这样的史料,意在纠正原刻本的偏颇,意在让读者更全面的去认识相关的历史人物。

三是补上了原刻本中的一些缺漏。

原刻本中的缺漏有这么几种情况:缺字缺句,缺段落,缺落款,缺序言,缺小引,缺自注,缺章节或同题诗文。下面各举几例。

“部院、督抚缺者,必曰某某可,再继之,必曰某某可,各书衣袖中,合而后已,江陵故私公”,原刻本缺“合”字,据《蓬池阁遗稿》补。“永明王以瞿式耜荐,与王锡兖并拜东阁大学士,亦不赴”,原刻本缺“兖”字,据《明史》补。“先生时摄守,为之刊山麓,决沮洳,自决波沟,纵横而出之水,工费而人不疲,州遂不迁”,原刻本缺“不”字,据《震川集》补。

雷思霈的《荆州方舆书》,乾隆《东湖县志》收录时曾加按语说明“此从荆州旧志《荆州方舆书》内采入。其中多阙文,别无证据,凡有疑者,皆旁注焉”。我整理时依据《荆州方舆书》的原始出处万历《荆州志》,对原刻本进行了仔细校对,发现的确缺漏较多,有的甚至缺整段文字。“而编户凡十里半,曰境上东乡,曰仙寿南乡,曰东西乡,曰西下乡,曰南下乡,曰安福南乡,曰东上乡,曰新兴乡,曰新安乡,曰抚治乡。东西广二百五里,南北袤八百八十里。东至当阳界一百四十里,西至归州界一百一十五里,南至石门界五百三十里,北至南漳界三百五十里,东南到枝江二百四十里,东北到远安四百里,西南到巴东八百里,西北到兴山四百里,而上流诸邑,当以为首称矣。”这段文字原刻本就没有。今天来看,这段文字十分珍贵,因为有关明代“乡”的记载非常少见。

“元至正六年春正月望日记,三月二十六日新任教授许大同建,前赐同进士出身承事郎今湖北道宣慰使司都事合沙俞焯撰,将仕佐郎峡州路总管府知事李守信书。峡州路总管府达鲁华赤见惯内勤农事隐荅忽”这是俞焯《重修庙学记》最后一段文字,原刻本无,此据康熙版《夷陵州志》补。“赐进士第前通议大夫吏部左御史都察院协理院事提督誊黄通政翰林院郡人王篆撰文。奉直大夫知夷陵州事西蜀三荣童世彦立石。”这是王篆《东山寺记》的结尾,原刻本中缺,同样是据康熙《夷陵州志》补。这种落款性质的文字在当时看来似乎无关紧要,但我们今天仍能从中找到一些我们并不掌握的信息。

许多作品前面原本是有序言或小引的,文中原本是有作者自注的,但可能是考虑篇幅等原因,原刻本将这些都删除了。我觉得这些是准确理解作品的重要参考,因此整理时将此又补上了。下面略举几例。

苏轼于《前题》诗题后自注:“游洞之日,有亭吏乞诗,既为留三绝句于洞之石壁。明日至峡州,吏又至,意未足,乃复以此授之。”

范成大于《人鮓瓮》一诗题下自注:“在归州郭下,长石截然据江三之二,水盛时愤淖极大,号峡下最险处,东岸即屈原宅,自此复登舟至巫山。”

王十朋于《楚塞楼》诗题下自注:“黄鲁直名。”这就意味着此楼之名由黄庭坚所命。

王士正于《西陵竹枝四首》中的“起汕”一词后自注:“夷陵俗以三月初八、十八、廿八三日起汕,相率扣拍而歌,悲怆慷慨,乃获多鱼,惟十二碚以上、下牢溪以下数十里为然。”于“叉系”一词后自注:“俗以八九月取鲟鳇鱼,先布网,而后下叉,谓之叉系,其地曰系,曰枋。”

罗宏备于《再游三游洞》“扪岩姓氏谁堪语,一片寒碑白侍郎”一句后自注:“应箕少即颖敏嗜学,诗工力悉敌,苍苍茫茫,前无古人,是能独承家学,不坠宗风,循一时之隽也。”没有这个自注,读者几乎无法真正理解罗宏备这句诗的含义。

某位作家的某个作品可能有多首,但原刻本只选了一首或其中几首,我在整理时把另外几首也增补上来。这样既保持了原作的完整性,也有利于深入理解县志所选之诗。比如李涉的《竹枝词》原本是四首,县志只选了三首,另一首为:“石壁千重树万重,白云斜掩碧芙蓉。昭君溪上年年月,独自婵娟色最浓。”雷思霈的《西洲杂咏》共八节,另四节为“为学灌园者,无人独往来。隔江指茅屋,。结实何离离,看是樱桃树。长竿打雀儿,惊起双白鹭。其土疏而润,宜蔬复宜果。古来有甘园,甘园今属我。主人竹鸡啼,明日宜有雨。薄暮渡岸来,数点滴江水”。

四是弄清了部分原刻本中注明“无考”的问题。

比如卷八《古迹志》记载:“葛藤窝,基址无考,宋隐士陈海增避地峡州,居此。”我在注释中告诉读者:据陈有焘督修,陈光塾编纂,宣统二年六月汉口日商印的《陈氏族谱》记载,夷陵陈氏始迁祖即陈海增,号静庵,北宋之季居洛阳,其先大夫官涪州,以中原多故,避地夷陵州北乡深山中,名曰“葛藤窝”,考其地,今属夷陵区黄花乡牛坪村所辖。卷二十二《艺文志·七言律诗》部分《石柱山吟》一诗,原刻本在作者“薛东”注明“无考”。其实,此诗同治《远安县志》亦有记载,并注明作者为“知县”。《远安县志》同时记载,薛东是永乐三年知县,“精吏事,尤工文,称文章大尹”。远安在明代曾属夷陵州。弘治年间编《夷陵州志》时便将此诗收录进来。

一部志书包罗万象,尽管我整理时想把所有问题都弄清楚,但客观上无法做到这点,留下了诸多遗憾。

在整理时,有些我没有把握,我不得不用“疑似”或“待考”,甚至用“不得而知”来表达我的遗憾。比如原刻本收录有盛锦的《入峡闻猿戏》一诗,但我在整理时发现此诗又见沈德潜《归愚诗钞》,是《题黄尊古画》中的一首。作者是沈德潜,还是盛锦?我在注释中只能注明“存疑”,并告诉读者盛锦是沈德潜早年在家乡苏州成立的城南诗社的重要成员,其作品《青嵝遗稿》乾隆乙未刻本有沈德潜评点。

对有些问题我只能提供一个研究的线索或思路,无法给出一个肯定的答案。比如关于东湖县的“寨”,原刻本记载:“汉流寨、巴山寨、麻溪寨、角阳寨、长乐寨、梅干寨”。我们在宋人曾公亮《武经总要》前集中查到了相关记载:“新安寨,在州西南一百六十里;长阳寨,在州西九十里;麻溪寨,在州西一百三十五里;汉流寨,在州西南二百二十里;巴上寨,在州西南一百八十里;长乐寨,在州西南二百二十里;魚羊寨,在州西南三百一十七里;梅子亚寨,在州西南三百四十里。”在《大清一统志》查到:“汉流寨,在东湖县境。《宋史•地理志》峡州夷陵有汉流、巴山、麻溪、鱼阳、长乐、梅子六寨。”据此推知,“角阳寨”可能系“长阳寨”或“鱼阳寨”之误,“梅干寨”系“梅子亚寨”之误。

夷陵历史上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我也未能很好解决,诸如夷陵的含义,夷陵何以会有姜诗庙,黄牛庙何时改称黄陵庙,为什么原刻本中有的是“五龙山”,有的是“五陇山”,古籍记载中江南为什么亦有绿萝溪等等。

限于我的学识水平,在认字、断句、标点、注释、引证等诸多方面,可能都有错误,真诚希望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最后作两点说明:

一、全书采用通释的方式,也就是说,前面作了注释,后面原则上就不再作注,因此读者最好依次阅读。

二、全书一些章节相互重叠交叉,此详彼略,我在整理时特地作了链接,即用“另见某某章、某某节”作说明,读者最好能将相关内容联系起来看,这样有些问题可能就更清楚些。



来源|枝江市第一高级中学

整编|宜昌教育

编辑|小游

编审|王彩民、云端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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