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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瓣9.3】这样国产纪录片,必然感动无数中国人…

2020-11-23 01: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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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乌鸦电影


有这样一个故事:在100多年前,皇帝和大臣把国家搞得一团糟,他们挑了120个聪明的幼童,远渡重洋,离家万里,去寻找拯救这个腐败王朝的秘方…

 

这部纪录片,讲述的就是这120个孩子的故事:《幼童》



1872年,大清同治11年。

 

第一次鸦片战争已经过去了3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也已经过去了十多年…距离中日甲午海战爆发,还有20多年…

 

这一年,清廷派遣120名男孩,远渡重洋,奔赴美国。垂垂老矣的大清帝国,将王朝的命运,赌在了一群孩子身上...


第一批留美幼童在上海轮船招商局合影


他们是中国第一批公派留学生,平均年龄只有12岁,却肩负着振兴民族的重任…

 

有网友评论道:跟这批100多年前的留学生相比,我TM出国就是浪费爸妈的银子!



事实上,当时没有多少父母愿意把儿子送往大洋彼岸,甚至,还有这样的传言:那个名叫米利坚的地方,到处都是野蛮人,茹毛饮血,不知礼义廉耻…

 

因此,报名的大多是普通人家子弟,对此,清廷提出了这样的遴选要求:年纪不超过16岁(平均年龄12岁),出身清白,聪颖敏捷,相貌英俊。

 

总之,既不能丢我泱泱大国的脸面,还能够学有所成,回国后要扶大清之将倾…



公元1872年8月11日,第一批留美幼童从上海启程。

 

孩子的父母与清廷签署的合同里有这样一段:如有天灾疾病不测等事,各安天命。



多年后,留美幼童李恩富在自传中写道:和母亲分别时,我没有拥抱她,没有亲吻她,因为那样做是没有中国体统的。我只是四次下跪磕头,她试图保持很高兴的样子,但我能看见,她的眼里满是泪水…



公元1872年9月12日,中国留美幼童抵达美国旧金山。


这群身穿蓝绉夹衫,酱色绉长褂,缎靴,锦帽的孩子,一踏上米利坚的土地,立即引来大量不明真相的美国群众围观…

 

第二天,:昨天到达旧金山的30位中国学生都非常年轻,他们都是优秀的淑女和绅士…

 

显然,这群背后拖着长长辫子的中国孩子,让美国人搞不清楚他们的性别…



这群中国孩子,同样搞不清这个国家的状况:高楼大厦、煤气、自来水、升降梯…

 

孩子们最感兴趣的新鲜事物是蒸汽火车。此时的他们还不知道,6年之后,他们中间有一个聪颖的男孩将进入耶鲁大学工程学院。32年之后,这个男孩将在中国主持修建闻名遐迩的京张铁路…

 

这个男孩的名字,将在中国家喻户晓,名留青史,他就是:詹天佑。



抵达美国后,孩子们在旧金山乘坐蒸汽火车,横穿美洲大陆,到达美国东部马萨诸塞州。

 

他们被三两人一组,安置到美国东北部十几户美国家庭里,与普通的美国人同吃同住,以便尽快适应异国他乡的文化习俗…



据收养他们的美国家庭回忆:每个孩子,都留着几乎拖到地板的长辫,脚上穿着白色厚底布鞋,身上穿着丝质长袍,难以分辨出他们的年龄和性别。他们如此瘦小,就像是森林中无助的小动物…



时光荏苒,这群中国孩子在美国渐渐长大,他们聪明、专注、喜欢户外运动。与同龄的白人孩子相比,他们毫不逊色,甚至更加优秀…

 

每三个月,孩子们会返回清政府在美国设立的“留学事务局”接受中文教育,学习内容包括:诗、书、礼、易、春秋、孝经…

 

清廷官员向他们宣讲“圣谕广训”,这是皇帝教导百姓做顺民的规章,朝廷绝不愿意这群孩子具有独立思考能力,滋生自由思想,变得难以控制。



此时,清廷并不知道,历史给这群孩子最佳的机遇。当时的世界,正在掀起一场工业革命的风暴,而当时的美国,正是这场风暴的中心…

 

这群中国幼童,恰好,被送到了历史变革的中心地带,他们在蒸汽机的轰鸣声中长大,他们很有可能掌握全世界最顶尖的知识技术,为行将就木的清王朝,带来一线生机…



据不完全统计,到1880年,有超过50名中国幼童进入美国大学,22名进入耶鲁大学,8名进入麻省理工学院,1人进入哈佛大学,3名进入哥伦比亚大学…

 

甚至,还有一位名叫潘铭钟的孩子,以15岁的年纪,考入瑞萨莱尔学院,被称为:天才少年。


遗憾的是,入校一年后,潘铭钟因病去世,在哈特福德公墓里,至今保留着他的墓碑...100多年过去了,没有家人前来凭吊,他的尸骨,永远留在了大洋彼岸。


詹天佑(左)与潘铭钟(右)


但是,随着留美幼童渐渐长大,他们融入美国社会,适应西方生活,以及脑子里出现的自由民主思潮…都让清廷忧心忡忡。

 

有官员训斥道:出洋本意,是令尔等学外国功夫,不是令尔等忘本国规矩…


1878年东方人棒球队


有网友评论道:做一辈子笼中之鸟,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反正都习惯了。但是,留美幼童们不一样,他们曾经飞上天空,那就再也不愿回到笼子里了。

 

终于,有两个孩子犯下了大错:剪辫子,入。



更要命的是,在清廷准备押解两个孩子回国的路上,这两个倔强的17岁少年,跳下了火车,留在了美国…

 

公元1881年6月9日,光绪皇帝下旨:撤回全部留美幼童…



时任耶鲁大学校长的波特先生,在给清廷的公开信中写道:贵国派遣的青年学生,人人善用时间,研究学术,各门学科成绩优秀,虽然年少,却谨言慎行,作风沉稳,不愧是来自大国的国民,足以为贵国增光。美国少数无知之人,对中国人颇有偏见,也因为这些孩子而逐渐消失…目前,正是孩子们最紧要的学习关头,即将开花结果,此时撤回无异于尽弃前功…

 

但圣旨已下,无力回天。


此时,距第一批幼童跨过大洋已经过去了9年,在这9年里,有人被提前召回,有人客死他乡,有人拒不归国,最终,有94名留美幼童被召回国。



孩子们恋恋不舍,收养这些孩子的美国家庭也伤心不已,有位美国太太给留学生中国的母亲写了一封信:您的儿子在美国期间,和我们全家生活在一起,他非常优秀,无论是成绩还是人品,您肯定会以他为荣…如果此生无缘再见,我和我的家人,将一直为他祝福…



留美幼童回到中国,迎接他们的并非鲜花和掌声,而是各种质疑和讽刺…

 

上海《申报》说他们:性情则多乖戾,禀赋则多鲁钝…有与谈及国家大事及一切艰巨之任,皆昏昏思睡…

 

言下之意就是:性格古怪,智商低下,一群垃圾!



但是,事实上,这94名留美幼童,他们活跃在铁路、电报、矿业、海军、外交、

 

在他们之中,有人在甲午海战中为国捐躯;有人修建了第一条中国人的铁路;有人成为了清华大学和天津大学最早的校长;有人成为了中国第一批外交官;还有人促成了清帝退位…


他们历经晚清政坛的跌宕起伏,目睹了近代中国的荣辱兴衰。



上:梁敦彦、容尚谦、史锦庸;中:吴仰曾、康赓龄、曹家祥;下:潘斯炽、周寿臣、黄耀昌


纪录片《幼童》于2004年在中央电视台播出,至今已经过去了14年。在豆瓣上,虽然只有2016人发表了评论,得分却高达9.3分…

 

有网友评论道:泱泱大国,居然让120名小小幼童,扛起了整个民族的希望,他们的故事,美丽而忧伤。


1905年,部分留美学生的聚会合影


半个世纪之后,十几位留美幼童重聚上海,他们已是年过六十的老人…

 

这一年,恰好是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作为中国第一批走进世界的人,他们已经被新青年遗忘,他们满口地道的英文,保留着西方人的生活习惯,在一个革命了的社会,他们不但被人看成是前清遗老,还有洋奴之嫌,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他们谢幕的时间,到了。



时至今日,146年过去了。


这120个孩子,早已远去,只留下了这个故事,这是一群孩子的悲欢离合,是一个古老国家的命运跌宕,他们是荒原中的第一个探路人,是惊涛里最早的远航者,他们欢乐,哭泣,成功,失败,被遗忘,又被重新发现。


(转载自微信公众号:乌鸦电影,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删除)


延伸阅读:所谓“辱华”与留美幼童的荒诞遭遇-墓园心祭

是一个冬日的周末,凄迷的冷雨漫天洒了下来,或挂上枝头,或落入草丛,转眼都结成了亮晶晶的冰花。人在天涯的我一时间忽然动起了岁暮的感怀,思量着便拿起电话四处联络,结果同几个老游伴一起约了高宗鲁教授带路,驱车前往哈德福城的香柏山墓园。哈城是康涅狄格州的首府,像美国很多州的首府一样,如今已无复昔日的繁荣,与那些并非首府的大城市相比,它既没什么名气,又显得有些没落。至于说到墓园,在到处都是空地的新英格兰大地上可以说随处皆有,不管是大城或小镇,平日开车经过的时候,偶尔就会在不同的角落看到这碧草和青石寂然相映的地方。它们以肃穆而幽静的景观点缀着熙攘的市廛,在亡魂栖居的聚落里显示出差可同人间的住宅区比拟的格局来。比如,在我居住的纽黑文,城里就有一块公园一样的墓地,我从那里经过的时候,常会停下来注目那些雕刻得十分简朴的墓碑,有时还喜欢在干净的石头上坐下来,让自己沉入周围的宁静,特别是在墓碑上连一个中国人的名字都看不到的时候,一种完完全全的陌生感竟然使我对安居在静美中的死亡一点也不再觉得害怕。不过,这一回高教授要带我们去的香柏山墓园却有所不同,我们去那里并非只为了游玩,我们的主要兴趣是要探访一个中国人的坟墓,到那荒凉的坟头缅怀这些年来由于高教授的辛勤搜集才日渐广为人知的一段历史。


容闳所葬之香柏山墓园,墓前持伞站立者即高教授。


我不太了解高教授的经历,只知道他六十年代从台湾来美国读书,后来就在此地的一个社区学院教起了经济。看起来他像是个胸中颇有几分不平之气的人物,大既是出于异国游学的飘零之感,再加上久居康州的地利之便,多年以前,他就在教学之余研究起了一个名叫容闳的广东人在康州留学的经历,以及他后来创办的事业。今年适逢容闳出国赴美留学一百五十周年,高教授很想搞一些纪念活动,以引起外界的关注。今天带上我们这些人去容闳的墓地寻幽,应可说是为这些活动拉开了小小的序幕。

中国最早的出国潮始于沿海地区一些穷苦农民的外流,他们就是被卖到海外的“猪仔”,第一批到北美做苦力的华工。那时候出国通常为穷人走投无路时的一条出路,即使是出国留学,在最初也不是权贵富裕的人家愿意让自家子弟选择的事情。直到十九世纪中叶,所谓的西学或洋文,对热衷科举考试的读书人还没有什么吸引力。在那些最初都是由会创办的洋学堂里,能招进去的学生大都出身于穷苦人家。因为教会首先是面向穷人的,他们办学为的是传教和救济,愿意把孩子交给洋鬼子教育的父母不过想图些实际的利益,指望孩子在那里学点洋文,将来好到洋行里混个差事干干而已,并没有人存心要学习西方的先进知识来改进中国的落后状况。当年大概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生在今日珠海南屏镇的容闳从小就被家人送到澳门的一所教会学校读书。在那时候的乡下人眼中,容闳及其同学的父母恐怕是干了一件未必令人羡慕的事情,他们之所以能让自己的孩子去上玛礼逊男校,主要是因为可以从校方手里拿到一些津贴。正如容闳在他的自传《西学东渐记》中所说,那是“既惠我身,又及家族”的选择,就这样,他从七岁便开始学习英文,二十岁那年随返回美国的布朗牧师离开了家乡。穷家子弟对故土的依恋通常也要淡薄一些,一个人到了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依靠的地步,反而可以轻松地走向远方。一八四七年四月十二日,容闳和另外两个同学跟着布朗乘船到达纽约,七年之后,这位最早来美留学的中国学生从耶鲁大学毕业,获得了文学学士学位。

容闳乃中国首位毕业于耶鲁的留学生。


如果说容闳之入读教会学校及赴美留学是命运的偶然安排,那么他来美以后的诸多选择则应归于他个人的努力了。应该指出,在早期的中西文化交流中,教会的确起过很多积极的作用,虽说他们所做的文化传播工作基本上是出于传教的目的,但他们对一些中国老百姓的善意帮忙以及对在华创办教育事业的贡献,毕竟有很多值得肯定之处。不过中国的读书人似 乎普遍缺乏献身上帝的热情,特别在面对国弱民穷的悲惨现实时,他们多倾向于学了本事回去实现救国的弘愿,而非投身拯救灵魂的工作。所以在美留学期间,容闳在经济和感情上虽然自始至终都受到了教会人士的帮助,但他并没有答应那些热心人希望他为教会服务的要求,而是从一开始就立下了为中国的富强而努力的学习方向。正如他在自传中所说:


予意以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趋于文明富强之境。予后来之事业,盖皆以此为标准,专心致志以为之。


正是胸怀这样的大志,容闳从耶鲁毕业后很快就回到中国,他干过各种职业,也放弃过不少发财或高升的机会,在经过十年的寻觅和等待之后,他终于在丁日昌和曾国藩的支持和帮助下实现了多年来梦寐以求的计划:选派留学生赴美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和知识。在中国历史上,像这样的官派出国留学之举还是第一次,因为中国向来都是接受四夷留学生的国家,历代王朝总以文化的中心自居。正如黄遵宪在一首感叹留学生罢归并抒发怀旧之情的五言古诗中所言,直到康乾盛世,。但黄遵宪自己也承认,自从鸦片战争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些明达之士已认识到“欲为树人计,所当师四夷”的选择了。容闳的方案是:每年选派三十个十来岁的幼童到美国留学,以十五年为期限,一切费用由政府供给,学成之后必须回国为朝廷服务。


挑选幼童当然既要资质优异,又须家庭良好,但那个时候人们都把出洋视为冒险的事情,几乎没有富贵人家愿送子弟去“蛮夷之地”,因而在实施容闳的计划之初,竟凑不够首批三十名幼童的名额。后来只好以广东沿海地区为主,从贫寒家庭选了大量的学生,黄遵宪也在他的诗中指出:“惟有小家子,重利轻别离,纥乾山头雀,短喙日啼饥,但图飞去乐,不复问所之”。一八七二年,首批留学生三十人从上海出发,乘船赴美,此后三年,每年一批,至第四年,共派出了一百二十名留学生。清政府为此专门成立了留学生管理局,并委任守旧派官僚陈兰彬与容闳共同负责留学生事务。管理局就设立在哈德福城内一座由清政府耗资差不多五万美元修建的大楼中,即黄遵宪诗中所谓“广厦百数间,高悬黄龙旗”者是也。高教授告诉我们,这座华丽的建筑一直矗立在哈城的柯林斯街上,直到六十年代附近的一家医院扩建时才被拆掉。

晚清的留美学童,直到第四年,才一共派出120名幼童。

1936年,留美幼童最后一次聚会。


当时清政府在美尚未设立正式的外交机构,从美国官方的立场看,接受中国的留学生当然是符合美国自身的利益的。正如美国驻华公使在中国留学生赴美前夕写给国务卿的报告中所说:“如果我们的人民能够给予(中国留学生)慷慨及友善的接待,则我们在中国的利益将有更大的实惠,远比增派我们的军舰来此为佳。”显然,每一个接受中国留学生的西方国家都会把他们视为可以施加影响的力量。而相应地说,以“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为目的的清政府,不可避免地从一开始就担心年幼的留学生会习于所染,在日渐洋化之后作出违背朝廷利益的行为,因而从一开始就采取了种种防范措施。管理局规定,学生在暑假期间必须从各校回到柯林斯街上那座大楼里集训六个星期,仿佛要利用这一段整修的时间来清除精神污染。学生们得努力学习中文功课,要熟读英汉对照的四书读本,还得经常去管理局聆听宣讲所谓“圣谕广训”的清帝语录,在重要的节庆日由主管官员率领望着北京方向行礼,以熟习仪节,昭明诚敬。可以说,所有的官费生从入选之日起便被纳入了体制,被当做官家的人对待了。他们从此即步入做官的道路,而同时也套上了官方的枷锁。这是一群十几岁的孩子,正当活蹦乱跳的时候,如今却全都穿上了官方配给的长袍马褂和厚底布靴,被僵硬地包装起来,以致在初到之际被康州的居民和他们的同学当成奇怪而可笑的人物。他们不断地被告知身受朝廷恩惠,因此也被要求接受严格的管束。容闳希望留学生得到的良好教育,首先是信仰、人格和情操的陶冶,其次才是技能的训练。与容闳的宗旨不同,官方所要的只是有用的人才,也就是能“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各类管理人员。他们的教育方针是实用的和功利的,是同西方的通才教育相左的,因此他们不准学生选修音乐、英美文学之类被视为无益的课程。总之,所有防范措施都同学生们在美的实际成长发生冲突,也在主管陈兰彬和副职容闳之间引起了摩擦。容闳在他的自传中曾提到他的两大愿望,其一为以上所说的教育计划,其二为娶美国妇人为妻。在促成中国留学生来美之后,他果然同哈城的克洛(Louise Kellogg)小姐结了婚,用李陵的话来说,这简直就是“令先君之嗣更成戎狄之族”的罪过,自然招致了更多的攻击。


为了让孩子们尽快掌握英语,熟悉美国的习俗,容闳采纳了当时耶鲁大学校长波特(Noah Porter)的建议,把他们按两三个人一组分送到哈城一带普通居民的家中,一切膳宿费用均由管理局支付。那些信奉的家庭都对中国学生付出了尽可能有的关怀和慈爱,而孩子们也很快摆脱了生疏,他们脱下了累赘的长袍马褂,开始活跃在运动场上,而且以他们的聪明、知礼和机灵得到了当地居民的赞许。特别是巴特拉(Bartlett)和诺索布(Northrop)一家,他们都同寄宿在自己家中的学生相处得非常友好,直到后来清政府撤回全部留学生,像黄开甲、詹天佑等人还同他们长期保持通信关系。高教授从他们的后代手中收集到不少这类信件,他把所有的信件都翻译加注,并编为《中国留美幼童书信集》在台湾出版,书中的文字为我们了解留学生在美和归国后的生活情况提供了生动的资料。

1878年,留美幼童组成的棒球队合影。后排左起:蔡绍基、钟俊成、吴仲贤、詹天佑、黄开甲;前排左起:陈巨溶、李桂攀、梁敦彦、邝咏钟。

1911年,梁敦彦的家中,受邀来华访问的巴特拉的两个女儿。梁敦彦、蔡绍基、吴仰曾等都曾住在巴特拉家中。

退切尔牧师(Rev. Joseph H. Twichell)也是曾给予留学生多方面帮助的一个康州居民。他毕业于耶鲁大学,从一八六五年开始主持哈城的避难山教堂,在这座用康州特有的红褐色石头建成的大教堂里,至今还悬挂着他的巨幅肖像。我之所以在此特别提起斯人,是因为他自始至终都是容闳教育计划的积极支持者。一八七八年,他在耶鲁法学院发表演讲,向听众热情赞扬了初来的中国留学生和容闳为之献身的事业,他还特别强调了容闳的爱国精神。他就是容闳当年在耶鲁留学期间接济过容闳,并要求其服务教会的人士之一,作为牧师,他对容闳的拒绝不但没有表示反感,反而非常敬重他一心要为祖国做事的远大抱负。在谈到正在实施的教育计划时,他向听众指出,中国留学生将要“攻读各种专门课程,如物理,机械、军事,、国际法、民政原理以及一切对现代行政有用的知识,经过这一番教育过程,要使这些学生牢记:他们属于他们的祖国,而且必须属于他们的祖国,他们是为了祖国,才被选拔来享受这种稀世殊遇的”。退切尔怀着殷切的期待说:“如果一切顺利,计划实现(眼下显然没有什么障碍),一八八七年前后就会有百十来人回到中国。……他们会以更自觉的爱国责任心来激励自己的工作。” 可惜就在退切尔演讲的当年,新任主管吴子登到任,他一上任就对容闳纵容留学生洋化极为不满,,特别就个别学生参加活动大肆渲染,最终导致了朝廷全部撤回留学生的决议。对于吴子登的专横乖戾,黄遵宪的长诗中有一段极富戏剧性的描写:


新来吴督监,其僚喜官威,
谓此泛驾马,衔勒乃能骑。
征集诸生来,不拜即鞭笞,
弱者謈呼痛,强者反唇稽。
汝辈狼野心,不如鼠有皮。
谁甘畜生骂,公然老拳挥。
监督愤上书,溢以加罪辞,
诸生尽佻达,所业徒荒嬉,
学成供蛮奴,否则仍汉痴,
国家糜金钱,养此将何为? 


在各方面的保守势力都疾呼尽快撤回留学生之日,退切尔为挽救局势作了很多努力。他联络多名大教育家和耶鲁大学校长联名投书当时负责外务的总理衙门,他们极力赞许学生们已经取得的成就,告诫最高当局毋听信攻讦不实之词,同时他们还质问曰:“况贵政府当日派学生来美时,原期其得受美国教育,岂欲其缘木求鱼,至美国以习中学?” 


清政府的决定简直成了对其已实施近十年的教育计划的讽刺。一个不打算从体制上自新的政府即使为了幸存而作出改革的努力,到头来它还是会亲手摧毁努力的成果。据退切尔牧师的日记所记,他还通过他在哈城的好友大文豪马克·吐温托格兰特将军出面劝阻,但亦未能挽狂澜于既倒,再加上种种其他的不利因素,全体留学生遂于一八八一年奉命撤回。,批评清政府倒退的政策说:


对那些赞扬中国已经同不少国家一样走上了改革之路的人士来说,这个事件是个无情的反证。,照这样下去,中国将会一无所得。


与当初赴美时的情形大不相同,现在留学生们从“候补官员”变成了类似于预审犯的人物,因为朝廷怕他们不愿回国而中途逃脱,故一路上都将他们严加看管起来。黄开甲在致巴特拉夫人的信中对他们备受本国政府苛待的遭遇作了气愤而幽默的描写。他告诉巴特拉夫人,船到上海以后,并没有人来欢迎他们,相反,他们被带到海关道台衙门关押起来,住在阴暗的房间里,专等去拜见道台老爷。他们被士兵押到衙门,向道台磕头,听他的训话,然后根本不顾及他们个人的兴趣和专长,全由官员任意分配了工作。他们月薪仅有五两到十两银子,与道台老爷一万到一万五千两的正式薪俸简直是天地之差。尽管如此,这百十个留学生还是在科技落后的清末民初作出了一定的成绩。加入海军的不少人都在中法和中日战争中英勇殉难,而主持工程技术的人员中也出了像詹天佑那样的杰出人才。


珍珠港事变爆发前夕,曾执教于耶鲁的拉法格(Thomas Lafargue)博士遍览中英文资料,并数度赴中国亲访当年留学生的健在者,以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轨迹为背景,穿插上容闳及其留学生的坎坷经历,写成了一本题为China’s First Hundred的专著,高教授已把此书译成中文(《中国幼童留美史》)在台湾出版,本文所述事实大多来自该书。拉法格在该书的结尾慨叹说,这些归国的留学生一直 “处在两种对抗力量的夹缝中。在清朝,他们是介于洋人及中国官吏之间,而到共和后,他们是在激进的民党及有心称帝的袁世凯集团之间,他们两方面均不同意,结果在昙花一现后,。” 容闳本人则在多次图变失败之后失望地退居哈城家中,,被埋在了其妻克洛家族的墓地上。



他的方座圆顶的墓碑在众碑中特别显眼,不只较克洛家的其他墓碑高大,而且座下部还刻着一个中文的“容”字。高教授带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雨雪还在下着,四周常青树木上的冰花烘托起一片恍如天然灵堂的素白,既呈现出冬日的凛冽,又弥漫着那暗绿蓄积的幽深。百年一晃过去了,容闳所开启的西学东渐之路至今已经有了全新的拓展,他的曾经是孤立的幽魂应该说也不再寂寞而清冷。,现在已经有不少更为中国式的墓碑矗立在这所墓园的其他角落了。我想,还会有更多刻上中文姓名的墓碑填补别的空地的。一阵寒风凛然吹来,在这所异域墓园里发生的小小变化中,我依稀看出了容闳的后继者在异乡开辟出来的家园的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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