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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止贾似道迁都逃亡

陈宜中出生和成长的年代，蒙古铁蹄已横扫欧亚，并占领我国北方与西部，沿汉水、淮河一线与南宋形成对峙。咸淳九年(1273)正月、二月，襄阳、樊城作为南宋最重要的前线要塞，分别失守，使宋军退守至长江一线，南宋的处境更加危险。这年六月，担任刑部尚书兼给事中的陈宜中率先上奏朝廷，要求给襄、，又要求将怯懦逃遁、对襄樊失守负有重要责任的范文虎处斩，表达了陈宜中坚决主战的立场。

　　咸淳十年十二月，鄂州陷落，宋廷命贾似道督师抗元。贾似道任太师、平章军国重事，位在左右丞相之上，是最高级别的官员。德祐元年(1275)正月，他做了求和、逃跑两重打算，然后驻师于芜湖附近江面。二月，求和不成，打得不顺，一些州郡投降了，未等敌军靠近，贾似道就带头逃跑，13万大军瞬时溃散，形成兵败如山倒的局面，敌军沿长江一路追杀，直指临安。贾似道又派人通知“迁都”，想让朝廷跟随他逃亡。

　　此时，留在朝廷主政的左丞相王爚、右丞相章鉴都已不知去向。扭转危局的重担落在了参知政事陈宜中的身上。陈宜中主政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乞诛似道，制止溃逃；2、号召各路兵马勤王，保卫临安；3、组织溃散的军队重新集结；4、废除贾似道时期一切不体恤民情的弊政(公田、市舶、茶盐等)，放还被流放贬职的人；5、；6、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参加救亡。

　　这些措施收到了稳定局面的效果。贾似道罢官治罪，溃逃被制止。郢州守将张世杰带领队伍率先到达临安，缓解了元军对临安的直接威胁。溃军重新集结，在临安周围形成了一支17万5千人的武装力量，使宋廷有能力组织主动的抵抗，并发动后来的焦山之战。抗元救宋的氛围重新高涨。

两次辞任右丞相未果

陈宜中的作为得到朝廷的充分肯定。德祐元年(1275)三月初，升特进、右丞相兼枢密使，朝廷在诏书中赞以：“知仁勇之资，治国家而有裕；刚大直之气，塞天地以无疑。”“赞雷厉风飞之决，宗庙再安；开否消泰长之机，纪纲一正。”“定众志于缀斿之际，回治象于惊涛之冲。”“忠贯皦日，未尝言房、杜之功；计安生民，将欲复文、武之境。”

　　而陈宜中并没有升任宰相的喜悦。他连写了两份辞呈(未获朝廷批准)，第二份《辞右丞相奏》说：“臣一介朴愚，不喜矫饰，此番出位，奉行陛下如神之断，将顺陛下如天之仁，实出于爱君忧国之血忱，非有一毫倾人利己之私念。高天厚地，实所鉴临。今若许臣以旧官备位，人犹谓臣无所为而为之，可以少逭清议。若不先不后，于此易变恩荣，公论无情，何所不至。或谓臣乘时倾(贾)似道而夺其权，或谓臣拱手不留臣鉴而据其位，臣既无面颜立于百僚之上，亦安能复有精神念虑，能为陛下宣一日之劳哉。”他说自己所为，都出于国家的需要，若就此升任右相，人必责我劾贾似道是为了夺权，，我还怎能履行职责，为国家效力啊？

　　陈宜中的顾虑并非多余。这种谴责之声不仅当时就有，而且数百年来为众多史书作者所延续。他们不是从当时的局面来分析决策的必要性，而是凭惯性思维来做揣测：劾似道，为了夺权；不劾似道，乃包庇同党。其实若不停止贾似道权力，必得按其指令迁都逃亡；在此兵败如山倒的局面下，逃亡意味着灭亡，还何以重聚人心，挽救危局？实际上陈宜中《劾贾似道札子》写得十分诚恳，他首先肯定自己得过贾似道的提拔重用，对贾似道此前的误国行为有劝阻不力之责，因此首先奏请对自己或杀或逐，而后才奏请正贾似道误国之罪以谢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