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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儿庄敢死队队长沉浮录(下)

浅海文苑 2019-03-11 06: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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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台儿庄敢死队队长沉浮录(下)

 

文/王蓬


八、抉择


依然是一场防御战。


双方阵地枪炮林立,战云笼罩,一派杀机。只是和当年的台儿庄大战相比,事过境迁,一切都面目全非了。


1949年底,国民党几十万大军云集成都,企图阻止解放军进军解放大西南。


在成都东南龙泉驿一带布防的是国民党三十军三十师。当年台儿庄血战敢死队队长王范堂已经是该师少将副师长了。


这时,三大战役结束,中国大部土地已经解放。解放军南下之势勇不可挡,全国解放已经是指日可待的事情。


但国民党当局却不自量力。蒋介石亲自坐镇西南,驱使几十万军队与解放军对垒,保存西南的半壁江山。


一时间,何去何从成为每个国民党军队官兵认真考虑的事情。


不同历史阶段的王范堂


一天下午,王范堂和师参谋长于国谦,带着几名副官、警卫到前沿视察。解放军已推近到眼前,双方阵地仅一箭之地,透过望远镜可以清楚看见解放军阵地一派秣马厉兵的兴旺景象。


“要打,还不是一败涂地,多死几个弟兄,老百姓也跟着遭殃。”


王范堂深叹口气,放下望远镜,随从也全心事重重。


成都平原的冬天,阳光温暖和煦。王范堂却心里一阵阵犯冷。他为眼前战事发愁,为他属下七千多将士的命运担忧。多少天来,他的心情都不平静。这种人生道路上的重大抉择,他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最早,可以追溯到十年内战期间。1933年,他所在二十六路军奉命调到江西,对苏区进行围剿。二十六路军参谋长赵博生,二十五旅旅长董振堂均系共产党员,组织了著名的宁都暴动,王范堂参加了,随部队一起到了瑞金苏区。实说,当时他和大多数官兵一样,对革命并没有什么认识,只是随大流,觉得新鲜。在苏区一个多月,毛委员曾讲过话,他至今记忆犹新。毛委员高大清瘦一口湖南话:“国民党说我们烧杀抢掠,你们看看,我们杀没有?烧没有?倒是国民党在井岗山龙岗烧了几十里地……”


他也见到过朱总司令。在瑞金街上,朱总象普通士兵一样在小贩摊买烟叶。有人说:“总司令别给钱了。”朱总说:“那不行噢,还得让小贩小商剥削一回。”四周人全笑了,他也笑了,印象很深!名气很大的“朱毛”都平易近人。


他本来也就留下当红军了。后来离开,出于件偶然的事情:一部分士兵把钱存放在他那里,他当时是连长。一位营长住院,从他那儿借走这笔钱。营长没来苏区,这笔钱就没了着落。士兵们要钱,他正着急,苏区政府宣布:起义人员来去自由,并发回家路费。他心动了:这不正好领笔钱还债?加上当时大多数军官都要离开,他也就跟着离开了苏区。


没有走的当了红军,参加长征,后来大多数人随董振堂、赵博生西渡黄河,遭到马家匪兵袭击,壮烈牺牲。生还的人中,有他军校同学李达,已是解放军高级将领。


他呢?军校毕业,不会干别的,就又回了原来部队。后来参加抗日。台儿庄血战后,他升为营长,参加了规模更大的武汉保卫战、中原运动战、石碑要塞保卫战等著名战役,在抵御外侮中,尽了一个军人的最大努力……

他还有过另外一次命运转折的机会。


1947年,解放军围攻太原,山西土皇帝阎锡山向蒋介石告急。蒋介石调三十军解太原之围。军长就是台儿庄大战时二十七师师长黄樵松,是王范堂的老上级,和王范堂私人友情也最好。这时王范堂已升任团长。部队到达太原时,恰巧母亲病危。黄樵松军长亲自安排他回家探亲,临走,嘱咐他快去快回,有要事与他商量。原来,一贯正直爱国的黄樵松军长已看出打内战没有出路,决心率军起义。不想,他回家后,一是母病危,二是返回时,在西安多等了几天飞机。黄樵松军长等他不来,就与另一亲信,二十七师师长戴炳连商量。


1958年任褒城县文化馆副馆长时的王范堂(前排右一)


岂知戴炳连贪生怕死,卖友求荣,当夜就驱车前去报告了阎锡山。阎锡山这位国民党一级上将、封疆大吏一听这消息,吓软双腿,竟“扑嗵”一声跪在了戴炳连面前。


戴炳连诚恐诚慌,也赶紧给阎锡山跪下,两人密谋合计,逮捕了黄樵松,用麻袋装解南京。等王范堂赶回部队,黄樵松已在南京被杀害了。


要是自己当初尽快返回部队,情况也许不是那样,关键是戴炳连人面兽心。但这家伙也没落下好下场,半年后就在太原被解放军炮火击毙……


要紧的是自己现在该怎么办?


王范堂已经不止一次想到率领七千士兵弃暗投明,临阵起义。这支部队在宝鸡麟游被解放军打散,之后的收容补充工作,都是由他负责。他虽是副师长,却掌握部队的实际指挥权。下面的团营干部基本上都听他的,行动起来估计问题不大。值得顾虑的是国民党当局对部队监视控制严密,弄不清谁是专门派来的特工人员;还有刚调来的师长谢锡昌与身边的参谋长于国谦都是正规黄埔军校毕业,蒋介石的嫡系,天知道他们怎么想,万一再出个戴炳连怎么办?


再说,自己现在也不是无牵无挂。台儿庄大捷后,黄樵松师长亲自从战地服务团,选了一位他家乡的河南姑娘,叫刘先涛,介绍给他,亲自为他们主持婚礼,目下已经有一对儿女了。另外,在台儿庄阵亡的弟弟王槐,遗下的一对幼小儿女也一直由自己抚养,重任在肩啊!


那些天,王范堂思前想后,顾虑重重,拿不定主意。


恰在这时,有天师长谢锡昌来到他房间。他和这位黄埔出身的师长从前没有来往,不摸底细,而且谢锡昌说是聊天,却神情严肃,更让他心里七上八下……


两个人,一个目光游移,一个含糊其辞,互相猜测、试探,先都言不由衷地扯了些乏味无聊的闲话。后来,倒是那位谢师长忍不住,把话引到眼前局势上来,直截了当询问王范堂的态度。他因为摸不清谢的态度,依旧吱唔应付……


谁知,这位谢师长倒急了,双眼盯着他说:“什么时候了,你还不讲心里话?”


“你知道我心里话是什么?”

“那你的心里话是什么?”

“弃暗投明,起义!”


到是谢锡昌师长一口说出了心里话。


“啊,你也是这样想!”王范堂激动了。一下握住谢锡昌的双手。


“我早就看出来你也想的是这个!”谢锡昌哈哈笑着,两人的距离一下拉近了,两颗心同时为共同的目的开始跳动……


原来谢锡昌在太原临汾战役中被解放军俘虏,接受了革命思想,专门回来从事策反工作。他早就认准了王范堂是可以争取的对象……


那晚,两人推心置腹,彻夜长谈,详细地研究起义的方法、步骤需要防范的事情以及可能发生的意外!


紧张、曲折、复杂又繁重的准备开始了:要和解放军联系,要摆脱当局的监视,要作好全师几百名军官、七千多士兵的工作,防止内部动乱,互相火并,或拉走队伍。


而且,时间有限,这一切都要赶在战火的前面。蒋介石、胡宗南一直坐镇成都,三令五申督促守军修筑工事作垂死抵抗,驱使几十万士兵去当炮灰。解放军也需全速南下,解放全中国……


时间不多了!


与解放军联系的工作相当顺利。王范堂与师长谢锡昌亲自赶到解放军十一军军部,受到热烈欢迎和大力支持。


但做本部队工作时却出了意外。其实,他们挺谨慎细致。先召集团长们开会,征求意见,做好工作。为保险,思想不通,不散会,不放人。然后再一层层逐级负责,对难以掌握的部队,由师部直接解决。还组织了警戒部队,严防走漏消息,或发生哗变……


大多数官兵都认清了打内战没好下场,同意起义,但百人百性,部分官兵还是有这样那样的思想顾虑。


一天,王范堂正与干部研究正式通电起义的日子,门“哗”地一下被推开了,一个营长带着一伙连长冲进来,紧张却诚恳地对王范堂说:“王师长,我们不能起义,这是投降。古往今来,投降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别管什么共产党和国民党,你带我们冲出去,我们拥戴你当司令……”


紧要关头,突然出现这样的事情,王范堂开始感到棘手震惊。但他镇静下来,想着这位营长能找他讲心里话,说明信得过他,关键是要进行诱导和说服,不能让一个弟兄误入歧路……


当晚,他把这几个营连长留在师部,彻夜长谈,终于说服了这几名军官,同意一起参加解放军。


这件事提醒了王范堂:旧军队讲江湖义气,爱结帮派,每个营连长都有一帮弟兄,利用好能控制部队,有利于起义;闹不好则容易出乱子。他利用自己行伍多年的关系,反复做好工作,终于在预定的日子顺利通电起义了。

但接着,又发生了件意外事情。


王范堂晚年在汉中市文化馆内


起义后部队奉命开赴川东解放区,师长谢锡昌先行联系,大部队由王范堂率领。当时,局势不稳,沿途多山,且有土匪,带支刚起义的部队长途行军,有一定风险。


果真,刚开至山区,部队发生骚乱,一名连长拉起部队逃跑了。王范堂当机立断,派名团长跑步前去堵截,自己一方面稳住大部队情绪,一方面安排部署必要的措施。


还好,那位能干又厉害的团长把一连人全追了回来。后来的几天,王范堂怀着不能让一个人掉队的念头,日夜操心,度过了好几个不眠之夜。直到进入了解放区,他眉头才舒展开来,嘴角带上微笑,觉得他做了件自豪的事情,不仅自己结束了二十五年旧军人生涯,也把七千名官兵引向了新生……


九、新生


王范堂参与领导起义的原国民党三十军三十师七千官兵,经过整编,集体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支部队后来曾入朝作战,在帮助朝鲜人民抵御外侮上再建功勋。


至于军官,师长谢锡昌,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卫戍区副司令员;王范堂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政大学学习,随即又调入第二高级步校担任军事教员。


大规模的战争毕竟结束,取而代之的是大规模的经济建设。1952年7月,王范堂转业,携妻带子回到阔别二十多年的陕南故乡。


五十年代初,未经战乱的陕南山明水秀,古风犹存。紧靠巴山,依偎汉江的小城,直通水边的麻石小巷,上个世纪的青堂瓦舍,四周山峦起伏梯田层层,一幅升平景象,与当年血战台儿庄尸骨累累、血腥扑鼻的战场形成巨大反差。对于戎马半生的王范堂来说,再没有比这更让人感到亲切依恋的了。


他前几年在县城购置得独家小院,宽敞舒适。家乡苞谷白米,青菜豆腐,恬淡充实,这不正是征杀年月中盼望的和平宁静的日子?妻子儿女随他四处颠簸,如今返回家乡,深感新鲜安定颇有天伦之乐。


王范堂晚年与儿孙


至于工作,王范堂去县政府报到,表示无论城里乡下干什么都行。出乎意料,县委书记亲自登门拜访,要他去西安,上西北人民革命大学。


他先一愣,随即坦然接受,固然由于多年形成“以服从为天职”,关键还是对共产党的由衷信赖。


他去了,离开故乡离别亲人去西安学习。


这期间,爆发了抗美援朝战争。王范堂是在假期获悉这个消息的。他在文化馆阅览室看见报纸,顿时情绪激荡,不能自己,一种军人神圣的责任感在他心头涌动。他真想马上返回四川原部队,杀上朝鲜战场,再作一回敢死队长,把美国侵略军赶回去!


一连几天,他食不知味心绪不宁,仿佛不为抗美援朝做点什么,就于心不安就如同犯了错误一般难受。那天,他在街上见到县政府门前保家卫国运动委员会向全县人民募捐,购买飞机,支援朝鲜战争,心头豁然一亮,扭身就往家跑。


“先涛,给你说件事情。”已过不惑之年的王范堂竟象孩子般手舞足蹈,一张口便说要把仅剩的三块金条拿出来支援抗美援朝。妻子深知丈夫脾气:历来不看重钱财。堂堂国军少将,讲没钱是假。打场硬仗下来,上级时常会给重奖,万块银元也是拿过的。但只要一想多少战友已经捐躯,自己也算九死一生,对金钱也就漠然。哪个弟兄或手下连营团长遇着翻不过的门坎,千儿八百也从他手中送出过。成都起义时,他尚有一小盒金条银元,少说也值个数万,让保姆夹携逃走,王范堂竟然豁达地摆摆手,没让去追捕。那是他半生戎马生涯,用血和命换来的积蓄啊!


如今,王范堂手中抚着沉甸甸的三根金条,似乎还嫌少。追问妻子:“箱底不是还放着三百元钱么?”


王范堂妻子刘先涛与孙儿


这下,妻子有些犹豫了。她毕竟操持着全家柴米油盐。自己几个子女,加之在台儿庄阵亡的弟弟王槐的两个遗孤,一家七八口人全靠王范堂有限的工资,仅存的这三百元是为防备个万一呀。可她从没违背过丈夫意志,默默地从箱底找出钱交到丈夫手中。


当王范堂把三根金条和三百元钱捐献之后,捧着收据,竟象当年台儿庄大战结束后捧着战功勋章一样激动。


1953年底,王范堂从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毕业,分配到汉中地区褒城县(后于1959年撤销,并入今汉中市)文化馆任副馆长。由军事到文化,由武到文,这在王范堂生活中委实是个颇具转折性的变化。


这种变化使王范堂感到新鲜和充实。那时,也曾喊过一阵“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文化馆经常举办各类展览、灯谜、调演等活动,整日人来人往。那些勃发着朝气和活力的面孔给他留下难忘的印象。他很快适应了新的工作,仿佛自己也变得年轻了。


不久,大办农业合作化高潮掀起,许多乡村都成立了农民俱乐部,自编自演自娱,一度十分兴盛。这自然是文化馆应该去辅导的业务。王范堂很快喜欢上了乡村。乡村人淳朴好客。他与许多农民交上朋友,有时干脆在合作社的黄泥小屋一住半月,体味到一种和平年月农家生活的乐趣。


他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辅导业余作者。农民作者马为民就是在他辅导下,写出小剧本《一把锄头》,参加了在兰州举行的西北会演的。时至今日,年已花甲的马为民提起王范堂对他的辅导还津津乐道。那是王范堂生活最愉快的一段。


十、逆境


王范堂起义前为少将副师长,后于1950年6月30日由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政治部颁发《军人证明书》,正式参加革命军队。西北革命大学毕业后,工资定级为六十二元。


王范堂在政协会上发言


这时他一家七口(包括抚养为国捐躯的弟弟遗孤),还要周济在石泉老家务农的哥哥与妹妹,积蓄是用光了的,再无别的收入可以指靠,生活拮据可想而知。月月工资省吃俭用顶多花二十天,不时欠债。这窘况迫使早先“不大食人间烟火”的王范堂抓头挠脑地想起主意。天知道他怎么想出那么个主意:让妻子去粮站扛粮袋!


妻子刘先涛也算是对国家民族有贡献的人。当年这个上过小学的河南姑娘,十七岁就参加了战地服务团,到前线抬伤员,送给养,表现十分出色。当时战地服务团长是共产党地下党员曲茹,真名叫张之强,解放后任中央卫生部副部长。他在1987年8月1日致王范堂的儿子王耀煊信中谈到:

 

令尊王范堂同志,我认识;令堂刘先涛同志,恕我年老记忆差,只记得战地服务团有一位姓刘的女同志,名字记不起来,可能就是令堂了。1938年4月守台儿庄时,我在三十一师战地服务团,曾到台儿庄寨内,认识您父亲。后来徐州突围,到湖北广水、应山及大别山,和你父亲有接触。我们对您父亲的英勇作战,赫赫战功,十分钦佩。

 

无论如何,是足以证明王范堂妻子的光彩经历了。当年,台儿庄大战结束,王范堂成为引人注目的英雄。他那会已经年过三十尚未成家。黄樵松师长亲自为他们牵线并主持婚礼。


之后,刘先涛跟随部队又参加武汉保卫战、平原运动战、石碑要塞保卫战等重大抗日战役。1949年随军起义。因要经管五个子女(包括弟弟遗孤)煮饭,洗缝,忙于家务,就没再参加工作。


家中困境,她比王范堂更清楚,更犯愁。她也曾想过去找点儿什么零活儿干,但压根没想到去粮库扛粮包,那都是五大三粗的男子汉干的。她作为妇女,且已生养过几个孩子,行么?


她从来不愿违背丈夫意愿,再说家庭窘况是明摆着的,她不再说什么。第二天便成为粮站的临时工。


大米包一百五十斤!黄豆包一百八十斤!唯有面粉袋五十斤!不管男女每人一袋,没有任何商量余地!


妻子也属于那种从小吃苦,坚韧顽强的女性,又经历过战火考验,对诸般困难都咬牙坚持决不叫苦。后来,粮库闲时,她还参加修建队,上房扫瓦,打土坯,甚至进山割柴。


“瓜菜代”时,是王范堂日子最艰苦的一段。活计劳累,营养不良,妻子患病住院,没有医药费。恰在这时,在石泉老家务农的大哥贫病交加,来信求援,几乎是哀求他了:知道你也困难,哪怕寄五元钱回来……


王范堂的全家福


王范堂急得翻箱倒柜,什么值钱的东西也没翻出来,唯独翻出当年捐给国家三根金条三百元钱的收据,呆愣了半晌。末了,妻子被迫提前出院;老家亦拍来电报:大哥病故了!


拿着电报,王范堂手都发抖,九死一生的倔强汉子无言地流下眼泪。一家人都沉痛的全天没有吃饭……


经济拮据生活艰苦似乎还能克服。随着阶级斗争喊声日高,王范堂尽管还挂着历届市县政协委员头衔,顶着文化馆副馆长的名儿,处境却莫名其妙的每况愈下。这从他的儿子王耀煊所写的文章《台儿庄敢死队长今何在》(载《遵义文学》88年1期)中可以看出: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知道的事情多起来,才听说我的父亲是国民党将领,有严重的历史问题。当时,从叔叔阿姨极不信任的目光和父亲谨小慎微的言行中,我开始感觉到了父亲的历史在我心灵上的压力。


父亲说话和气,脸上常挂着笑容。只要有人对他讲话,哪怕是守门房或是谁的家属,他都站立着毕恭毕敬地听着,直到对方讲完为止。他极不善言谈,我从未听见过他高谈阔论,也不谈论国家大事。


父亲很爱学习,总见他捧着一本《毛泽东选集》。不是随便地翻,而是极认真地阅读,每学一篇,都要写心得体会。我曾偷偷地翻看过父亲的笔记本,上面写得密密麻麻,字极工整。有抄录的原著,有他联系自己思想的认识,确实是象小学生般虔诚和认真。日后,当林彪搞“极左”把一些莫名其妙的人选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时,我曾暗想,在我接触的人中,真正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只有我父亲。

 

王范堂尽管是副馆长,但从来没有人把他当领导对待。“文革”中他却成了“走资派”,整日挂牌,游街,挨斗,站着交待问题,低头接受批判。谩骂、训斥、拳头、耳光成了家常便饭。他没有任何地方可以澄清事实,也没有人听他呈诉,他被关进“牛棚”唯一的任务就是写交代材料,随时准备接受批判。


直到1970年,王范堂才从“牛棚”解放。这时他已年过花甲,病容满面格外苍老,脸颊深陷、身上几乎没有肉,仿佛只有一张皮贴在骨架上,一副?摇惶模样。谁见了也难以置信:这就是当年让日本鬼子胆颤心寒的敢死队长?


虽说获得了“解放”,安排他干的工作却是看大门、管伙,同时还要清理园内杂草。这绝非一个年过花甲的老人所能胜任。一次,王范堂私下找了位农民帮他清理园内杂草,被领导“逮住”当面痛斥:“王范堂你少搞破坏,小心我揍死你!”天知道王范堂揍日本鬼子时,他在哪里!



还有一次,仅仅为发一张电影票,一个家伙就一掌把王范堂打翻在地,用双膝猛顶胸部,然后又拖住王范堂双脚在院子拖了一圈,直到鲜血渗透衣衫,老人已喊不出声……


这种环境使他无法忍受。他怀着对党无比信赖的心情到上级主管部门,他并没有反映那些已经遭受的非人的待遇,仅讲年岁大了不适宜管伙,能否调整一下工作。


万没想到,答复竟是:不管伙可以,到剧团去唱戏!——这绝对是千真万确发生过的事实。


万般无奈,他只好递交了退休申请书,结束了半生戎马半生文化生涯。这时,他的全部收入包括百分之五的特殊贡献(指率军起义)补贴在内,一共四十七元。


十一、命运


有时,不能不相信命运,因为命运包容人类社会发展轨迹,绝非个人力量所能左右。王范堂命运的真正改观是近些年开始尊重历史之后的事情。老人眉头舒展,重新当选市政协委员,没人再找他麻烦。这已经很不错,“人到七十古来稀”,老人只想平静地度过晚年。


岂料,公正无私的历史却要来打扰他了。


1983年6月,王范堂的儿子王耀煊正在税务局上班,突然接到父亲电话。儿子从父亲激动颤抖的语调里,预感到家中发生了不寻常的事情,便急忙回家看个究竟。儿子后来在《台儿庄敢死队长今何在》的文章中生动地写下这个戏剧性场面。

 

台儿庄英雄后代聚会台儿庄-王范堂长子王耀煊(右二)参与


当我走进大院时,老远就看见父亲伫立在家门口张望着。进屋,父亲嘴唇蠕动了几下,话未说出来,眼泪先打湿了面颊。他用手指了指桌上一张报纸,示意我看。这是一张《人民日报》,日期是1983年6月13日,在第五版《学点儿民国史》专栏下《台儿庄会战》一行文章标题,已被父亲用醒目的红笔圈划出来。我满怀狐疑地拿起了那张《人民日报》。父亲用手指着文中关于五十七人敢死队的那段文字,对我说:“这是在写我,写我和我率领的那支敢死队!”刹那间,我被这突如其来的“神话”震惊了。


关于“台儿庄会战”,我是早有所闻。毛泽东同志也曾对“台儿庄会战”给予充分肯定。但是,我从来没有听到父亲讲过他参加台儿庄会战的事,更不知道父亲就是那支曾在台儿庄会战中发挥过重大作用的五十七人敢死队的队长。我的情绪也随之激动起来,父亲说了些什么,我一句也没有听见……

 

王范堂抑制不住心头的激动,投书《人民日报》,一是向党报表达感激之情;再是指出《人民日报》刊登的《台儿庄会战》文章中几处疏漏。他花了几天时间,戴着老花镜,伏案提笔,回顾往事,推敲词句,终于在1983年8月28日向《人民日报》发出了解放几十年第一次投向党报的信,虔诚感激浸透书背:

 

《人民日报》编辑部:


我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拜读了贵报在今年6月13日第五版刊登的《台儿庄会战》一文,由衷地感谢你们在党中央的报纸上,向全国人民详细地介绍了台儿庄会战的经过。作为台儿庄会战的参战者和幸存者,特别是作为文中所提到的“五十七名敢死队”的队长,我的心情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关于“台儿庄会战”,毛泽东同志曾给予很高的历史评价,我个人常常为自己有幸参加这一战役而感到欣慰。但是,我从来也没有想到,在中国共产党组织编写的历史资料中,在记载“台儿庄会战”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里,竞会有我们五十七名敢死队如此光彩照人的一笔,这使我更加感到中国共产党的英明和伟大,更加感到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正在进一步发扬光大,更加坚定了我对中国建设四个现代化和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信心。

……

 

王范堂长子王耀煊在台儿庄


此外,还仔细对《人民日报》刊登的《台儿庄会战》文章中关于“身穿日军服装”,“三十一师敢死队”以及具体进行敢死夜袭的日期等疏漏或不准确的地方进行了纠正、补充和说明,写成《有关台儿庄会战的一点回忆》。


几次草稿,誊写工整,完了挂号郑重寄往《人民日报》。作为王范堂此举无非是表达感谢和尽知情人的责任。不想,此信引起《人民日报》高度重视,立即转给了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副主任韩信夫。韩是民国史研究专家,也是《台儿庄会战》一文作者。王范堂的来信,使他喜出望外。没有比当事者提供资料更宝贵的了,他立即回信——

 

王范堂同志:您好


您写给《人民日报》的信及《有关台儿庄会战的一点回忆》一文,已由该报理论部转给了我。真使我喜出望外,十分高兴,向您表示衷心感谢。


台儿庄会战是伟大的抗日战争一个组成部分,是一次胜利的战争,意义是重大的,影响是深远的。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难关头,国共两党的军队在抗日战场英勇地抵御了日本侵略者……国民党广大将士是爱国的,抗战的,出现了象张自忠等一批爱国将领,而为国捐躯的士兵更不可胜数。作为一个历史工作者,应当尊重历史事实,实事求是地将这段历史写出来,总结历史经验,寻找历史规律,用以教育我们年轻的一代,发扬爱国主义传统,更好地为四化建设服务。


为此,我们非常需要搜集材料,向有关当事人调查,把研究工作推向前进。您的来信及对我们热情鼓励和援助,我将永志不忘。根据您的建议,我们将对《台儿庄会战》一文进行补充和修改,然后交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同时,我还要告诉您一件事情,我同天津师大的同志合编了一本《台儿庄大战及资料选编》的专题资料书,共收百余篇中外历史资料,有档案、报刊、报道、文章、日文资料及回忆录等六个部分,计三十余万字。我们打算将您这次写的敢死队回忆文章收入书内。您有何意见,请来信告知。您如果还有认识参加过台儿庄战役的战友,可否将他们的姓名及地址告诉我,以便取得联系。


?摇?摇?摇顺致

?摇安好

韩信夫


1983年10月18日

 

接到来信,全家都十分高兴,王范堂更是喜笑颜开。反复阅读来信,萌发了一个强烈的愿望和大胆设想。他对家人说:“我要写。把我一生值得写的东西都写出来,为历史发一份光和热。”


王范堂三子王东升(二排左二)参加台儿庄战役研究成立大会


好事接着好事。1984年,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起义将领待遇通知,王范堂从行政二十一级恢复到行政十七级待遇。家庭生活改观,关键心情舒畅了,更坚定了他要提笔写作,撰写回忆录的念头。


这一年,王范堂已经是七十六岁高龄,却返老还童似的变得年轻精神,一扫满脸倦容,穿戴讲究整洁,脸盘迟早刮得干净。清晨练拳跑步归来,一杯清茶,便坐在桌前,开始艰苦跋涉。毕竟高龄,要把几乎半个世纪前发生的事情回忆出来,写成文章,谈何容易!


他看着自己都不满意的一叠叠文稿,感到丧气,几次对儿子叹息:“太晚了,年龄不饶人啦!可惜一肚子蝴蝶飞不出来。”


恰在这时,发生两件事儿,一件是地区教研室胥永寿同志,年过半百,教了几十年数学,听说王范堂就是当年台儿庄敢死队队长时,深受感动,主动登门说:“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把王老的事迹介绍给全市人民,让更多的人知道汉中还有一位民族英雄,激励年轻人奋发向上,建设四化。”


再是一位业余摄影爱好者,不仅来为王范堂精心拍摄照片,发在几家报刊,还主动要求承担帮助王范堂寻找资料、抄写稿件的任务。


这两件事对王范堂触动很大,增强了他撰写回忆录的决心。在他的房间墙壁上,挂满各式各样地图,涂划着红色与蓝色的箭头。总见他拿着放大镜在地图上看一阵,又回到写字台边书写。有时晚上睡下了,又回忆起往事,于是又爬起来,想起一点写一点,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几次操劳过度,高血压病复发住院。


为了使父亲能够安度晚年,全家人都成了王范堂助手,帮他寻找资料抄写文稿,代回书信。老人曾诙谐地自嘲:“我们这军人家庭成了作家协会。”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王范堂的辛勤耕耘,获得了成果。198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前后,王范堂撰写的第一批回忆录相继写出《在抗战最初的日子里》、《我所率领的五十七人敢死队》、《台儿庄会战中的孙连仲将军》等。这些文章全亲历、亲见、亲闻,内容具体翔实,不事铺陈夸张,不仅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同时也因为叙述生动鲜为人知而引人入胜。


王范堂二子王春宣(前右一)女儿王慧煊(右二)参加台儿庄胜利76周年活动


妻子、儿女、儿媳,甚至孙儿成了第一批读者。大家争相传阅,争论不休,连吃饭时都不例外,完了又商量该往哪些报刊投寄。


结果,最先写出的那篇回忆录《在抗战最初的日子里》先被汉中地区刊物《衮雪》,后被地区《文史资料选编》及《石泉县志史料》刊用。


《学点民国史》一书,也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书中关于台儿庄会战一文,就是王范堂提供的史料。


全国政协编辑的《原国民党将领抗日亲历记》丛书《徐州会战》正式出版,其中刊出了王范堂的照片和他写的《我率领的五十七人敢死队》文章。


全国政协、省政协、各级文史办、期刊杂志相继约稿,作家记者不时登门采访,拍照。


汉中市政协向他发出邀请,让他在全市隆重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的日子里,作个专题报告。


老家石泉县也来人了。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兼主编李佩今专程来家向他征集文史资料,采访他生平,准备在新编《石泉县志》中为他宣传。


最使王范堂高兴的是,由于他的一批回忆录的发表,当然关键是整个社会发生了变化,多年不通音讯的老朋友,其中不少是当年共同出生入死的战友也都开始通信,彼此问候。几乎每接到一封来信,他都要孩童般高兴半天。


当年抗战时深受群众欢迎的全国三大名记者之一的陆诒(其余两人为范长江、孟秋江)在来信中热情洋溢地说:

 

范堂同志:您好!


38年4月台儿庄战役时,我是汉口《新华日报》记者,曾深入前线采访。当时可歌可泣的情景,特别是五十七人敢死队的丰功伟绩,至今记忆犹新!


您是当年五十七人敢死队的队长,我由衷向您表示崇高的敬意。我要向您学习!我长期以来都是做记者的,抗战八年,我有四年在前线上过的,也到过华北敌后战场。我此刻正在写《战地萍踪》的续集,准备把八年抗战的史实写好它,留给后世。


当年写抗战的文章已经结集,取名《战地萍踪》。由夏衍同志做序,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已经挂号寄您,请您多多指教。


我是第五届、第六届(即本届)全国政协委员,早已离休了,今年七十五岁。家居上海市武康路六弄二号三室,除参加社会活动,多居家写作。


我真诚愿意同您做朋友,多多向您学习,希望您经常赐教!谨致


敬礼

               陆诒上

                                  1986年11月15日

 

当年老上级,原国民党中将,三十军军长,解放后曾任鲁南军区副司令员,现任四川省政协副主席鲁崇义来信嘱咐他“……台儿庄大战你是参加并建立功勋者,希将大战实况,尤以战略战术运用,仿公(指率军防守台儿庄的第二集团军司令孙连仲)的英明指挥,我军的英勇事迹,如实写出后交我,以便向有关部门转递。”


2008年本文作者王蓬在王范堂故乡看望王范堂连队司务长已过九旬的杨世成


当年出生入死的战友,台儿庄血战时任营长,现为重庆市政府参事的郁天鹏来信欢欣感叹“……啊!几十年过去了,光阴何逝之速!欣闻你们有三子一女,均已长大成人,又均在汉中结婚、工作,这太好了。回忆在河南时,先涛同志在搞宣传工作还是个小姑娘,现在已是老太婆,在享抱孙之乐。我辈也知足了。”

当年共同领导了成都起义的师参谋长,现任民革中央监察委员,吉林省政府副主任参事的于国谦也来信了:“得知你儿孙满堂,特别先涛同志老年相伴,幸福愉快其乐令人羡慕也。以前的老同志离散四方,我们还是幸存者,主要还是党的关怀,才有今天晚年幸福……”


还有许多故交、战友、晚辈、崇拜敬仰者、资料搜集者纷纷来信致函。一时间,信件如同雪片。早先门可罗雀的家庭也日渐宾客满座。


客人散尽后,王范堂每每感叹命运多舛幸逢盛世。也不枉活!


十二、岁月


1987年前后,随着电影《血战台儿庄》在全国引起轰动,王范堂再次成为新闻人物,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


由于影片第一次正面地反映了国民党抗战,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广大官兵的爱国主义精神,加之场面恢宏壮观,悲壮惨烈;人物刻画准确鲜明,生动传神;当然也还由于祖国大业尚未最后统一等种种原因,影片在海内外都受到欢迎。之后又多次获得各种奖励。


修整如故的王范堂故居


但该影片也因个别失误受到指责。先是由《联合时报》报道,当年在前线采访的著名记者陆诒谈《血战台儿庄》两处失误;随后全国近百家报刊都加以转载。1987年5月5日《报刊文摘》载:

 

陆诒认为,影片在写我军敢死队夜袭日军阵地之前,竟然出现大量银元倒在地上的镜头,好象这些敢死队员们是在“重赏”的“感召”之下才成为“勇夫”的,这既不符合历史事实,又是对抱着“以死报国”的大无畏的抗日将士的严重歪曲。陆诒当年做为《新华日报》战地记者曾亲身参加台儿庄血战,也曾采访过敢死队队长,副营长,现任陕西省汉中市政协委员王范堂。这次夜袭中,五十七名敢死队员只有十二名未死,正是他们拚死作战,奠定了台儿庄会战胜利的基础。


陆诒还指出,当时我军伤亡很大,老百姓一村一村自动组织起来,冒着敌人炮火抬运伤员,运送弹药,而影片对此没有一处描写,好象是孤军作战取胜,不能不讲是遗憾。

 

尽管,陆诒本意是纠正影片失误,但客观却又掀起“敢死队长王范堂热”,宾客盈门,信件纷来,这又使王范堂深切感到一种对历史对战友对人民负责的责任,觉得应该把自己亲历亲见的事情实录出来,做为史料传于后代,也算发挥余热,老有所为。他避开无谓的应酬与喧嚣,拟定十年创作规划,除了已经完成的篇章,还打算写《西北军校生活片断》、《宁都暴动前后》、《成都起义》、《黄樵松烈士二三事》、《民国初年的石泉县教育》等等。


单看题目也会感到其分量其价值。王范堂把这些规划写信告诉了中国近代史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室副主任韩信夫同志。韩回信给予高度评价,并愿意在作品的发表与出版方面给予支持。


这无疑是对王范堂巨大的鼓舞。他脸上笑眯眯的,整日伏案不息,饭量增加,睡眠也香甜实在。还时常对家人感叹:“实事求是,共产党讲实事求是,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啊!”


父亲兴致高,精神好,一家人当然高兴。这一年,王范堂已经是八十高龄了,儿女们商量着,要在父亲过生日时,把大哥大嫂(即王范堂在台儿庄阵亡的胞弟王槐之子,由王范堂供养至兰州大学毕业,现在安康中学工作,系高级教师)都接回来,全家人好好儿祝贺一番。


1987年5月8日,王范堂似乎兴致特别高,清晨去寓所外边的北校场散步打拳,脸色红润地归来,一头钻进书房,泡一杯绿茶,慢慢品呷,完了便沉浸在半个世纪之前,那些血与火铸成的岁月中去……


该吃饭了,却还不见王范堂出来,老伴刘先涛以为他又写入迷了。岂料,进屋一看,只见王范堂伏在桌上,面色苍白,呼吸微弱,手臂无力地耷拉着,一大叠手稿和钢笔掉在了桌下……


一家人手忙脚乱把王范堂抬进里屋床上,张罗着叫车送医院。这时,王范堂睁开眼,却已不能再说话,只摆摆手,从表情神态看,他的意思是:不要再费神了!


但家人还是坚持把他送进医院。


已经晚了,他患的是急性脑溢血,目前医学上的不治之症。好在极快,似乎也没有痛苦,因为病人极快就进入昏迷状态,以便静悄悄地向这个世界告别。1987年5月9日清晨6时15分,这位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奋战沙场,曾使异国侵略者胆颤心寒的敢死队长离开了人世,带着他还没完全来得及向世人后代披露的种种珍贵史料,还有他的赤诚与激情……


王范堂追悼会隆重庄严


王范堂的逝世,引起各界广泛关注,极尽哀荣。5月12日,在汉中市文化馆礼堂,隆重举行追悼大会。汉中地市领导、生前友人及有关人士二百余人参加追悼活动。北京、上海、西安、武汉、重庆、长春等地王范堂的老上级老战友发来多封唁电唁函。


《人民政协报》7月3日刊登王范堂遗稿《我率领的五十七人敢死队》;7月18日《团结报》专文介绍了王范堂事迹,并在同版刊登陆诒同志撰写的长文《沉痛悼念王范堂同志》,文章缅怀昔日沙场详情,纵谈祖国统一大业,尤其推崇王范堂英勇杀敌的爱国精神,末尾结束语为:“战功卓著,永垂千古!”

 

翌年,1988年3月,桃红柳绿,春光明媚。山东省枣庄市隆重举行纪念台儿庄大战胜利五十周年大会,专门邀请当年曾参加这一著名战役的将领及其子女。一时间,有关人员云集枣庄。


当年从台儿庄侧背进攻敌人的原汤军团五十二军二十五师参谋长,现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人大副主任覃异之老将军;原三十军军部副官倪志本;原五十九军军官顾相贞;原战地服务团成员徐一鸣,张克明;在台儿庄大战中飞兵救临沂,在武汉保卫战中为国捐躯的五十九军军长张自忠将军之女张廉云;率第二集团军将士浴血固守台儿庄的孙连仲将军之女孙惠书;守城铁将军池峰城之子池皓等等都应邀参加了这次盛会。


大会对台儿庄会战敢死队长王范堂离世深表哀悼,专门邀请他的儿子王耀煊参加了这次纪念盛会。


与会人员在山东省及枣庄市领导陪同下,来到台儿庄这块英雄的土地上,凭吊昔日战场,畅谈历史风云,缅怀先辈业绩,无不眼含泪花。张自忠将军之女张廉云,孙连仲将军之女孙惠书都在台儿庄连连拍照,讲要把照片寄给在台湾已经九十六岁的孙连仲将军。


王范堂之子王耀煊则在导游指引下,企图寻求当年父亲率领敢死队,夜袭日军,夺回西北角阵地的路线遗迹。


可惜,整整半个世纪过去,沧海桑田。当年残墙断垣已无半点痕迹,代之而起的是宽阔笔直的马路,鳞次栉比的高楼。也许,这也是对英灵的告慰。


枣庄市领导特意告诉与会者,即将建立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并请他们踊跃提供资料。与会者莫不深感欣慰,觉得父辈鲜血没有白流,其精神更将永世长存!

这一切,想必能够告慰台儿庄敢死队长王范堂在九泉之下的英灵。


恍然之间,一位伫立台阶,纹丝不动,宛如雕像的老人又耸立眼前,目光深邃威严慈祥。

……

 

抗战英雄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原载《遵义文学》19879

收王蓬传记文学集《流浪者的足迹》《王蓬文集》

《中国的西北角》《敢死队长王范堂》等多种文集。

 

为王范堂所写传记收入各类著作

(文中图片均为作者王蓬老师提供)


作者简介

(说明:王蓬和他的著作)


王蓬  国家—级作家。1970年开始創作,在中央文讲所(魯院)、北大首届作家班学习4年,198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1993一2013年先后任陕西省作协副主席、汉中市文联主席、作协主席。历时10年全程探访七条蜀道,20次西行寻叩从长安到罗马的絲绸之路,发表800余万字作品,出版长篇小说《山祭》《水葬》;传记文学《中国的西北角:多位学人生涯的探寻与展示》《横断面:文学陕军亲历纪实》;报告文学《从长安到罗马》《从长安到拉萨》《从长安到川滇》等著作50余部。获国家图书奖、冰心散文奖、柳青文学奖、全国首届徐霞客游记奖等多项奖励,有多种著述翻译国外。系国务院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陕西省有突出贡献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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