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在张家港遍地都是的“托儿所”都去哪里了?好不容易翻到几张旧照!

幼儿园，又称蒙养园、幼稚园等，清末民国初期传入中国。是晚清私塾和学堂发展成学校后，因小龄学童独立出来无人照顾，为了找人陪小孩玩，并为进入小学做准备，参照国外做法，所设立的专门机构，这便是早期幼儿园的形成。早期幼儿园只设一个年级，再以后，入园的儿童年龄差距加大，于是划分出小班、中班和大班，此种划分沿用至今。

在教学内容上，幼儿园设立之前小龄学童与众大龄同窗学的一样，都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内容。自从幼儿园设立后，小龄学童就学点小额数字，简单汉字，基本字母。

在入园孩童年龄问题上，1916年，北洋政府颁布法令，规定蒙养园“以保育三周岁至国民学校年龄之幼儿为目的”。此后中国的幼儿园机构，大都沿用此项规定，主要招收3周岁以上学龄前儿童。

三周岁以下婴幼儿进入的才是“托儿所”。不同于幼儿园有较多的教育目的，托儿所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家长，尤其是帮助职业女性看护孩子。如陶行知所言：“女工、农妇及职业妇女要顾到工作便顾不得小孩，顾到小孩便顾不到工作！……唯一的办法是多设工厂托儿所、农村托儿所和一般的托儿所。”

上世纪初，为了将妇女从家庭劳动中解放出来，解放全社会三分之一的可生产劳动力，苏联成为了开办托儿所最多的国家。 1935年，邹韬奋曾撰文称赞：“我们听到‘托儿所’这个名称，也许觉得意义颇简单，只是保育婴孩的地方罢了，但在苏联，‘托儿所’这机关却和新社会的建设有很密切的关系”“苏联女子参加建设工作的，女工近六百万人，约占全体工人三分之一，从事专业的亦近四百五十万人，共计在千万人以上！”

苏联的托儿所全部属于国家机构。据东北妇联编写的《谈苏联托儿所工作》介绍：“苏联托儿所是国家组织的机构，培养一岁至三岁的小儿”“所有的托儿所，都在卫生机关领导与检查之下进行工作”“无论在大小城市或区，要成立托儿所时，须到卫生机关登记，经审查合格后，才能开办”。 苏联规定，新建的工厂和工人住宅，“必须包括托儿所的设置，给儿童用的小床数预留地位”。

中国的托儿所出现于1929年。，妇女们被“拉上战场，拉进机构工厂”，，来帮助她们分担孩子的抚育工作。当时已有劳工托儿所、农村托儿所、职业妇女托儿所和工厂托儿所之分。除农村托儿所外，大都明确服务于不同的职业人群。如劳工托儿所，一般为小贩、工人、三轮车工友的孩子服务。职业妇女托儿所，为“小资产阶级的子女”服务，工厂托儿所，为工厂女工服务。具体费用，或向社会募集、或向个人收缴，或由工厂直接负担。

1949年后，中国借鉴苏联经验，开始大规模配置托儿所。 按50年代初的政策规定，所有的托儿所须随时向“卫生行政机构妇幼保健单位”报告，工厂中的托儿所，还需同时接受工会下属“女工部”的领导。

据统计1949年10月前，全国共有托儿所119个，至1954年，全国厂矿企业、医院、学校等系统已建有托儿所4003个、哺乳室2670个。民国遗留的私立托儿所，也陆续收归国有。如北京的道胜、养正、育幼等私立托儿所，在1958年被改成了机关托儿所。

城市托儿所的开办，给妇女及家庭带来很多便利，部分农村也办有托儿所。在当时，妇女同男人一样参加“积肥、打井、修渠、修梯田、修滩地、种菜、饲养家畜等工作”，被视为“妇女解放”的莫大光荣。为支持这种解放，各地合作社建起了大批托儿组织。

1980年，中国颁布了《城市托儿所工作条例》（试行草案），明确定义“托儿所是三岁前儿童集体保教机构”，由地方行政部门领导。，继续办好托幼事业》，统计当时全国22个省、市、自治区，共有各类托儿所、幼儿园98.8万多个，入托儿童3400多万人，入托率28.2%。这一时期，托儿所种类复杂，分属不同部门管理。厂矿托儿所由厂矿行政、工会组织、妇女组织共同指导。农村托儿所归地方领导。街道托儿所属于街道办事处。市区立托儿所是卫生部门设立的。机关、学校托儿所归属于本单位。

进入90年代，随着国企改制等政策的推行，企业附属托儿所纷纷关闭，旧有的农村、街道托儿所也大都不复存在。，相比2000年，短短五年间，集体性托幼机构减少56668所，锐减70％。其中，托儿所的消失比重远大于幼儿园。

事情的另一面是：脱离了体制的城市职业女性人数在近20年里大幅上涨，加上“二孩政策”的出台，对托儿所的需求并没有消失，比如，2016年上海总工会的一项调查显示，74.2%的职工希望孩子入托，在希望孩子上托儿所的原因中，有52.9%选择了“家里无人照护”。

全国政协委员、山东英才学院董事长杨文一直关注婴幼儿的照看难题。2018年3月1日，杨文委员在赴北京开会的列车上接受了记者采访。杨文对记者说：“很多婴幼儿阶段的公共服务体系还没有健全,尤其是0到3岁儿童的照看问题,给很多家庭带来了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