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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抗战烽火中“长大”的中国大学

抗战英雄儿女联盟 2020-02-19 13:30:19

▲《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陈平原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1944年秋,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朱自清(左一)、罗庸(左二)、闻一多(左四)、王力(左五)欢送罗常培(左三)赴美讲学时的合影。看到这张老照片,陈平原先生笔端饱蘸深情地写道:“联大有什么值得骄傲的?联大有精神:政治情怀、社会承担、学术抱负、远大志向。联大人贫困,可人不猥琐,甚至可以说‘器宇轩昂’,他们的自信、刚毅与聪慧,全都写在脸上。”这张老照片,“堪称抗战中意气风发的中国读书人的象征”。(杨彬)

  “连天烽火”与“遍地弦歌”本是两种截然对立的情景,但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二者竟巧妙地相互配合,交织成撼人心魄的乐章。有一张老照片令我印象深刻,那是西南联大教授朱自清、罗庸、罗常培、闻一多、王力的合影,堪称抗战中意气风发的中国读书人的象征。我曾说:“联大有什么值得骄傲的?联大有精神:政治情怀、社会承担、学术抱负、远大志向。联大人贫困,可人不猥琐,甚至可以说‘器宇轩昂’,他们的自信、刚毅与聪慧,全都写在脸上。”今天的中国大学,从校园建筑到科研成果,都正朝“世界一流”飞奔,却找不出如此明亮、干净与自信的合影——那是一种由内而外、充溢于天地间的精神力量。就精神境界而言,其实我们比不上抗战那一代。正因此,我写作《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一书,希望带领读者回眸那段历史。

  ■中国大学不仅没被炸垮,还在发展壮大的同时弦歌不辍,催生出众多美好的“故事”与“传说”

  抗战军兴,原本主要分布在沿海及华北的中国大学,纷纷内迁。战争结束时,大学数量由108所增加到141所,学生从4万多增加到8万多。中国大学不仅没被炸垮,还在发展壮大的同时弦歌不辍,催生出众多美好的“故事”与“传说”,这是中央政府、后方民众以及大学师生共同努力的结果。台湾作家齐邦媛在《巨流河》中提到,当年她在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念书,战事紧迫,随时可能撤离,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校长王星拱说了,不到最后一刻,弦歌不辍。第二天,朱光潜先生继续讲他的英国浪漫主义诗篇,只字不提随时可能降临的炮火。战争不会影响我们的阅读与思考,反而加深了我们对文学、对美的向往与追求。

  1937年10月底,中央大学南京三牌楼农学院实习农场的职工们决定,把畜牧场饲养多年的美国牛、荷兰牛、澳洲牛、英国猪、美国鹅、北京鸭等良种实验家畜,搬迁到大后方去。历经千辛万苦,一年后的11月中旬,这些职工赶着牛呀猪呀,终于到达了重庆。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1941年“于重庆警报声中”撰写《炸弹下长大的中央大学》称:“我于一天傍晚的时候,由校进城,在路上遇见他们到了,仿佛如乱后骨肉重逢一样,真是有悲喜交集的情绪。”如此有情且鲜活的历史画面在当时比比皆是,仔细阅读与钩稽,很容易理解中国学人的个人修养、历史意识和文化情怀,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大学能在忧患中浴火重生的答案。如此扣人心弦的故事,古代中国未有,同时期欧美各国也谈不上。

  ■硝烟弥漫中,众多大学师生之弦歌不辍,这本身就是一种稳定人心的力量

  战火纷飞中,中国大学顽强地生存、抗争、发展,其中蕴含着某种让后人肃然起敬的神秘力量。历史上,凡狼烟四起时,最容易遭受毁灭性打击的便是手无寸铁的师生。“衣冠南渡”的情形虽并不鲜见,但从未有过在战争中为保存文化而有计划、成建制、大规模地撤退学校的壮举。这次内迁有几个引人瞩目的特点:第一,这不是溃败后的逃难,而是有组织的集体行动;第二,教学上,不是应急,而是长远打算,所谓“战时如平时”,更多着眼于战后的大业,保证了战时培养的大学生有很好的质量;第三,学术上,不是仓促行文,而是沉潜把玩,出有思想的学问,有情怀的大学者——这一点人文学尤其明显;第四,因大学内迁而见识中国的辽阔与贫困,于流徙中读书,人生忧患与书本知识合一,精神境界得以提升;第五,除了具体的学术成果,大批大学的内迁,把新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带到原先比较落后的西南、西北,此举对于中国教育平衡发展意义重大。

  很多人有疑问:为何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内迁大学依然能够培养出大学者与大师?答案很简单:第一,无论师生,在如此艰难的大迁徙中,人生忧患与书本知识合一。第二,生活圈子缩小了,教授们第一次和学生走得这么近,互相感召与启迪。第三,这段时间,枪口一致对外,校园里没有那么多内讧与政争。第四,生活艰辛,但对未来充满期待,反而显得“幸福”与“单纯”。这种精神状态,其实更适合于求学或治学。

  以上所说都是内迁大学的有形功绩,而无形的贡献是笔墨难以形容的,那就是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表达了一种民族精神以及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硝烟弥漫中,众多大学师生之弦歌不辍,这本身就是一种稳定人心的力量。罗家伦有一句名言:“武力占据一个国家的领土是可能的,武力征服一个民族的精神是不可能的。”

  ■让日渐遥远的“大学精神”重新焕发光彩,也让“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形象重新站立起来

  我曾就“抗战中大学内迁”这一问题写过很多文章,但皆为随意点染,算不上专业研究,故不收入本书。本书共四章,各文的大致思路如下:

  第一章《此情可待成追忆——中国大学内迁的历史、传说与精神》,讲述抗战中中国大学内迁这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事后回忆与学者发掘固然重要,但更值得关注的是当事人当年的文字,看他们如何在惊魂未定之际回首往事,制造传说,总结经验,畅想未来——那既是文学,也是历史,更是精神。此文利用各种史料,勾勒各大学的迁移路线、地理分布以及办学特色。另外,选择二十篇或年轻学生或大学校长的文章,纵横交错,呈现战时中国大学的精神风貌。文章最后讨论如何跨越虚构与写实的鸿沟,让日渐遥远的“老大学的故事”重新焕发光彩。

  第二章《永远的“笳吹弦诵”——关于西南联大的历史、追忆及阐释》,试图从教育史、学术史、思想史、文化史乃至政治史等不同角度入手,重新发掘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历史、传说与精神。于颠簸流离中弦歌不辍,此乃当年中国大学的共同生态;可后人谈论抗战中的学术文化建设,为何多以西南联大为例证?除了三校合一学术实力超强,更因牵涉“故事”的诞生与传播机制。对于这所明星大学,本文强调其“必胜信念、学术关怀以及师生情谊”,凸显“以本科教学为中心”、辨析“人和”的另一面,自信有不少精彩的发现。

  第三章《岂止诗句记飘蓬——抗战中西南联大教授的旧体诗作》,主要讲述陈寅恪、吴宓、朱自清、潘光旦、浦薛凤、魏建功、浦江清、萧涤非等八位西南联大教授,抗战期间多有旧体诗创作,当初很少公开发表。他们的相互唱酬不只是因为共同的文学兴趣,感情交流与相互慰藉或是更重要的因素,注重的是友情、修养与趣味。八位教授学术背景各不相同,之所以都选择旧体诗,既确认其文化身份,让作者得以思接千古;又可以借助韵语,表达某些幽微的思绪以及不合时宜的感觉,指向的是个人修养、历史意识与文化情怀。这些“有情”且“鲜活”的史料,让我们得以了解他们在战火中的遭遇与思考、困惑与怨怼,以及压在著述背后的心情。

  第四章《六位师长和一所大学——我所知道的西南联大》,主要谈论吴宏聪(我的导师)、王瑶、季镇淮是如何饱含深情地追忆他们各自的导师杨振声、朱自清、闻一多,并借此呈现他们对西南联大的想象的。此文可谓“公私兼顾”,既谈我的导师,也谈导师的导师,希望在三代师生的视野交汇处,凸显一所大学所曾经拥有的英姿。在写作时,我抛开大路,另辟蹊径,选择“限制叙事”策略,最大的理由是,对于像我这样喜欢玩味细节的读者来说,这样写显得更亲近,更可信,也更有人情味。

  本书的目标是,借助档案、报道、日记、书信、散文、杂感、诗词、著作等不同史料的仔细辨析,跨越虚构与写实的鸿沟,让日渐遥远的“大学精神”重新焕发光彩,也让“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形象重新站立起来。抗战内迁大学的历史,既是世界教育史上一段异彩纷呈的华章,也是中华民族复兴路上一座昂然屹立的丰碑。回望这段历史,对今天的教育发展以及社会改革,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即便只是着眼于教育,起码让你我警醒:大学的存在价值,不仅仅是传授具体知识、生产科研成果,更包括坚定正确信念,以及塑造民族灵魂。

  谨以此文,向饱经忧患而奋斗不息的前辈们致意;并以此小书,纪念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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