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胡瑗的评价
胡瑗自幼聪颖好学，7岁善属文，13岁通五经，被左右乡邻视为奇才。胡讷说：“此子乃伟器，非常儿也！”胡瑗读书勤奋，好学上进，且志向远大，常以圣贤自任，但因家境衰微，早年并未受过良好教育。直至20多年后才得以与孙复、石介等人到山东泰山栖真观求学深造。此间心志远大，10年不归，潜心研习圣贤经典。
他为了不让心志受到干扰，每当拆开家书，见有“平安”二字即投入山涧不再展读。在此期间，他“食不甘味，宿不安枕”，刻苦钻研学问，为以后从事教育打下坚实基础。30岁开外的胡瑗从山东回到家乡，然而却7次应考不中。40岁时放弃科举意念，返回泰州城，在华佗庙旁经武祠（即后来江苏省泰州中学所在地）办起了一所书院（私塾），并以祖籍安定立名，称安定书院。【备注：安定书院在省泰中的旧址，泰山公园东侧】
胡瑗在生前几十年的教学实践中，集教学理论、实践和改革于一身，开创了宋代理学先河。其主要贡献为：确立了培养“致天下之治”人才的教育理念；纠正了朝廷取仕时的弊病，要求德、智、体、乐全面观察；实施分科教学；推广普及教育；严格校规，言传身教；注重学生的社会实践及创立了高校寄宿制度。遗著有《松滋县学记》、《周易口义》、《洪范口义》、《论语说》和《春秋口义》等。
胡瑗的成就——教书育人
胡瑗毕生从事教育，先后在泰州、苏州、湖州和京师太学执教三十年左右，受教育者不下数千人，对教育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
胡瑗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很有特色和首创精神，不愧为一代宗师。他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成就，经受了千年历史检验，依然熠熠生辉。概言之，大致有以下八个方面：
1、注重教育
一是为什么要重视教育？
胡瑗认为，治理好国家关键在人才，人才要通过教育培养。
二是如何办好教育？
他认为，一要“师儒”，就是以孔孟之道管理和从事教育；二要普及教育于“民”；三要地方行政长官兴办学校。在封建社会中，人民处于无权状态，，、文化素质对于吏治的好坏、人民负担的轻重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培养真正的人才对封建社会的长治久安有着现实意义。
北宋初期，教化不兴，风俗浇薄，当时的科举制度崇尚声律浮华，以诗赋取土，社会上普遍存在着“苟趋禄利”、轻“教化”、重“取士”的风气，且各地又没有建立学校。为了培养真正合格的致治之才，胡瑗认为必须建立“敦尚行实”的学校，这种“立学教人”的主张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
2、力纠时弊
在宋仁宗明道、宝元时期，为了纠正取士不以“体用为本”，只讲究诗词歌赋、学校教育思想，主张以培养通经致用的人才作为教育的根本目的。
胡瑗为贯彻“明体达用”思想，作出很大努力并取得成功，开创了宋代理学先河。同时他又将“明体达用”的思想，渗透到教育改革之中，成为他从事教育改革和实践的理论基础。
3、改革教育
胡瑗为了贯彻“明体达用”的教育思想，在中国教育史上首先创立了分斋教学的制度。他设立经义和治事二斋，依据学生的才能、兴趣志向施教。经义主要学习六经；治事又分为治民、讲武、堰水（水利）和历算等科。凡人治事斋的学生每人选一个主科，同时加选一个副科。另外还附设小学。这种大胆尝试，即使学生能领悟圣人经典义理，又能学到实际应用的本领，胜任行政、军事、水利等专门性工作。
实践证明，这种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是非常有效和成功的，培养了一批学有专长的人才。如长于经义之学的孙觉、朱临、倪天隐等，长于政事的范纯仁（范仲淹之子）、钱公辅等，长于文艺的钱藻、腾元发等，长于军事的苗授、卢秉等，还有长于水利的刘彝等人。
4、普及教育
当时宋代官学有两种：一，二是地方官学（即州县二学）。庆历四年（1044年），在第一次兴学运动之前，，绝大多数为官宦子弟；地方官学，只有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宋真宗准允曲阜先圣庙立学，并赐额“应天府书院”，是为州县办学之始，余则寥若晨星。于是胡瑗大声疾呼“弘教化而致之民者在郡邑之任”，不仅是对地方行政官员的强烈呼吁，也是对宋朝统治者的忠告。胡瑗主张“广设庠序之教”，大兴地方官学，它不仅可以使人才“继踵而出”，更为重要的可以“正以民心”，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以达到太平盛世之目的。故庆历四年四月，宋仁宗采纳范仲淹的建议，开天章阁，与大臣们讨论扶 振兴的良策，慨然下诏全国，要各州、县都要兴办学校。这与胡瑗倡导的“以仁义礼乐为学”、“致天下之治”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5、言传身教
胡瑗在苏、湖执教的二十年间，亲手制订了一系列教育规章制度。如学校作息规定：一般上午讲解经义，课后复读500遍；下午讲解历史，复读100遍；晚上讲解子书，复读300遍。他对学生既严格要求，又注意言传身教，并规定师生之间的礼节，自己常常“以身先之”，盛夏之季，他也整天公服端坐堂上，决不稍懈。
据统计，他的学生有1700多名。胡氏这种独特的学风与校风，先施行于苏、湖，后旅行于太学，并使此规章制度经皇上批准，在全国推广，可见其影响之大，效果之好。他的这套教学规章，与后来朱熹所订的《白鹿洞学规》前后辉映，同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的重要文献。
6、提高素质
胡瑗十分强调学生要有一个好的身体。他经常教导学生在吃饱饭以后，不要立即伏案读书，这样做将有害于身体健康。他要求学生要适当参加体育锻炼，平时要学会“射箭”、“投壶”和其他各项游乐活动。在重视德育、智育的前提下，他也注重音乐教育，注意用音乐来陶冶学生的精神情操。如在各种考试之后，他常与学生们会于“肯善堂”歌诗奏乐，至夜始散。在平时，诸斋亦常有弦歌声达于户外，致使路人也驻足倾听。胡瑗提倡体、美、音乐教育，这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不能不算是一大开拓创新。
7、社会实践
胡瑗在教学中除重视书本教育外，同时还组织学生到外野外、到各地游历名山大川，并把此项活动列入教程之中，做到让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相统一。他认为：“学者只守一乡，则滞于一曲，隘吝卑陋。必游四方，尽见人情物态，南北风俗，山川气象，以广其闻见，则有益于学者矣。”故他曾亲率诸弟子自湖州游关中，上至陕西潼关关门，回顾黄河抱潼关，委蛇汹涌，而太华、中条环拥其前，一览数千里，形势雄张。他慨然曰：“此可以言山川矣。学者其可不见之哉！”由此证明胡瑗反对闭户读书，主张接触实践，了解社会，浏览名山大川，以开拓胸襟视野，让书本知识与客观实际相结合，有利于实现他的教育目的—真培养出“明体达用”的致治之才。同时也一语道破了知识来源于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的真谛。
8、实行“寄宿制”
宋代起初规定太学学生不能住宿，主要因为太学右侧是御书阁，消防工作特别重要,每到夜半时分,宿舍里的灯烛要全部熄灭,实行“火禁”。
嘉祐元年（1056年），胡瑗与孙复主持太学，他们为了让学生有较多的时间过集体生活，请求有关部门放宽火禁，如发生意外，概由他俩负责。此后太学就实行“寄宿制”。每晚由师生轮流值班，督促火烛小心。同时规定学生每月放假四次，其余时间皆留校住宿。每日起身、就寝以鸣鼓为号，进出校门必须请假，平时也不准随意会客和离校。这种寄宿生制度在有条件的地方延伸到州、县之学，在今日的学校中还直沿袭使用，且日臻完备。
综观胡瑗教育生涯，他的确留下了丰富且可行的教育制度和教学经验，并作出了巨大贡献。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他自强不息、艰苦创业、以苦为乐、终身教育的敬业奉献精神，而且可以看到他勤勉好学、求真务实、力纠时弊、锐意改革的创新勇气。同时，还可以看到他淡泊名利、忧国忧民、躬行力践、诲人不倦的高尚品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