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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 | 《奇人帅孟奇——采访帅孟奇生平事迹实录》之七

龙阳先锋 2018-12-05 14:3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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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犯团结一心作斗争

敌人被迫让步加饭菜



      问:您后来又在女牢中领导了对敌斗争,国民党反动派是怎么样对待您的?

      答:南京宪兵司令部里,大叛徒顾顺章也审不出我的口供,还挨了我的斥骂,他气急败坏之下说:“判你双无期,折磨死你。”顾顺章这个叛徒,只不过是国民党反动派的一条狗,他对我是无权判决的。国民党反动派如果要他来判决我,那岂不让他做主人了吗?国民党反动派是不会愚蠢到那种程度的。1933年1月7日,我正式过堂,国民党反动派的法官判了我无期徒刑。我当庭大笑。

       当时,判刑后,男政治犯人关进国民党中央军人监狱;女政治犯关押到江苏南京模范监狱。我关进了南京模范监狱,与钱瑛、夏之栩、耿建华、薛迅、何宝珍、熊天荆、杨克冰、宋濂、黄静纹、彭镜秋、黄海明、陶桓馥、张园、罗劲松、陶永芳、易纪均、肖明等三十多位女共产党员、革命女青年们先后关押在一起。我们中有判无期徒刑,也有判三十年、二十年、十五年、五年不等的刑期。我是判了无期徒刑的。女政治犯中有的仅是十五六岁的工人、学生,她们没有政治斗争经验,生活上有不少困难。我关怀她们,爱护她们,设法帮助难友们排忧解难。

夏之栩也是判无期徒刑的,和我关在同一牢房里。我被摧残的身体常常折磨难忍。我不顾及,在我脑子里经常苦思冥想,一直萦绕着的是职工运动中的一些问题。例如工运中的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有没有关系?它们之间的作用如何?等等。我想在牢房里总结一下这些问题,我一边思考,一边在纸上写了一个提纲。那时,狱卒常来抄监房,不知什么时候就来抄一次,采取的是突然袭击的方式。一天,抄监房的人来了,翻出了这张写字的纸,就质问夏之栩:“你写了些什么?”我怕夏之栩替我承担责任,示意夏之栩不要承认,并立即说:“这是我写的。”抄监人问:“你不是从乡下来的,不认识字吗?”我机智地回答说:“出狱的人走时送了我一本杂志,你看,就是这本《世界知识》,我没事做就学写字,不信你看吧!”抄监人无知识,又不愿费劲去查对上面的字。打了我几巴掌,把《世界知识》拿走了,对我恶狠狠地说:“以后再写,我狠狠揍你!揍死你!”

不久,我的号子里又关进了何宝珍。何宝珍有30来岁,修长的身材,穿件古铜色的旗袍,戴着手镯,打扮一副教员模样。当时我不知道她是刘少奇的夫人,何宝珍爱说爱笑,会唱京戏,她唱《打渔杀家》给我听。还编了骂国民党的词,用京剧唱腔唱给难友们听。牢房里有了何宝珍,立刻活跃了起来。我尽量放勤快点,打饭、洗碗、倒马桶都抢着干,不让她动手。尽管当时的伙食极坏,大家在一起精神上不空虚,很充实。后来,由于叛徒告发了何宝珍,敌人逼她反共,要她写声明,她坚决不写,还怒骂国民党反动派,与敌人面对面地斗争,敌人看她死不悔改,就枪毙了她。何宝珍的牺牲,我和同监狱的犯人都万分悲痛,我永远永远地忘不了她,永远永远地怀恋着她。

监狱女牢里没有建立党支部,是为了不让敌人抓到把柄。但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以我、钱瑛、夏之栩三人的领导核心。我们领导了女牢中的五次斗争,都取得了胜利。

第一次斗争,是为了洗澡水的斗争。狱中每月给犯人洗两次澡。先让刑事犯人洗,后让政治犯洗,政治犯洗澡时,水污浊的像浑泥浆,也不给重新换水。女政治犯们要求换干净水洗澡。我同宋濂等研究后,派口才极好的宋濂与狱方交涉,讲理,提出合理的要求。然而凶狠的二科长,不仅不考虑合理意见,还说是无理取闹。头一个就拷打我,把我的双手打烂,肿的老高,都无法脱衣穿衣了。接着打了其他的政治犯。我领导女牢政治犯进行了第一次狱中斗争。虽然挨了打,但狱方还是答应给政治犯另外烧水洗澡了。

第二次是绝食斗争,是为了支援牛兰夫妇。政治犯牢里,关押了一对外国夫妇,男的叫牛兰,女的叫汪德利曾。他俩是互济会的代表,分别关在独居牢房里,允许他俩看书,看报,每天还在一起共进一次晚餐。汪德利曾和中国的女政治犯经常有些接触,她经常把报纸上的政治新闻告诉给懂英文的钱瑛同志;还教黄静纹学习德文。有时,她把保姆送来的饼干、糖果分给女政治犯们吃,大家对这对不明国籍的政治犯也很关心,没有东西送给他俩,就替汪德利曾的孩子织毛衣,绣手帕,我用碎布做成小猫、小虎送给他们玩。在一起共患难,相处甚好。1934年6月的一天,牛兰夫妇要求无罪释放。不释放就绝食斗争。我和钱瑛、夏之栩一起商量,认为直接支援他俩,敌人会抓住把柄,不好展开斗争。就以改善伙食待遇为理由,提出绝食斗争配合支援他俩。原来规定政治犯的伙食标准每月四元五角,普通犯人只有三元,但实际上政治犯与普通犯吃的是同样的伙食,三块钱标准。狱方克扣了政治犯的伙食费,因此,伙食极坏:发霉的粗米,里面还有老鼠屎、砂子、稗子,一碗饭就能捡出一酒盅的杂物;我们唯一的下饭菜是白水煮菜叶,而监狱方面的人员却吃的是菜心,剩下的烂菜叶子洗也不洗就煮给犯人吃,里面泥沙、虫子、草秆等应有尽有,不能下咽。吃的时候,要把菜叶在清水里刷一刷才能吃。在牛兰夫妇绝食后,女政治犯们提出要吃到四元五角的伙食标准,并要求准许家属送食物、送书报读物,要求与外面有通信自由。最后一条提出送牛兰夫妇进医院治病,不答应就绝食。这次绝食斗争坚持了七天之久。七天过后,有死亡的危险,狱方让二科长和绝食的犯人们谈判,答应满足我们为自己提出的条件,但援助外国人的那一条不能同意。大家不肯复食,并反驳二科长:因为他俩也是政治犯,有病就该住医院,这是人道主义。二科长无法辩驳了,也只好答应了全部条件,并立下保证每月改善三次伙食:吃一顿牛肉、一顿猪肉、两个咸鸭蛋。准许家属探监送食物,送书和刊物等;将牛兰夫妇二人送进医院。我们在狱中的又一次斗争取得了胜利。

我在狱中还耐心,细致地帮助难友们缝衣、补袜、教育难友们要乐观,要有远大的革命抱负、坚信马列主义,讲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的科学规律和反动派必败的信念。因此,原来没有入党的群众,在狱中确立了革命的人生观,意志薄弱者,坚定了信念;阶级的情谊,使难友们一生难忘。我在生死关头,临危不惧,大敌当前,坚贞不屈,带领难友们斗争胆大心细。我视死如归,一往无前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不仅教育、鼓舞着同志们,包括狱中的看守在内,不少人都深深地对我产生敬意。

身患多种疾病的我,身体虚弱得经常昏倒,党中央设法营救我出狱。1937年5月,周恩来借“西安事变”之契机,派李克农同志出面帮助,由我父亲通过其旧友周旋,对我取保释放,让我暂时出狱治疗疾病。


  

家破人亡心欲裂

重振旗鼓上前线



      问:您被营救出狱后,回到家乡,面对家破人亡的惨景,您没有动摇,继续去革命。是什么支撑着您重返对敌斗争最前线?

答:爹爹接我出狱以后,我几乎不会走路了,拄着一根棍子,蹒跚地迈着艰难的步履,爹爹送我上路,拜托一位老乡护送我回家乡。我化名许伯英回到了湖南,组织上安排我住进了常德广德医院治疗眼疾。医院的眼科大夫在检查治疗的眼睛时,都强忍着泪水说:医院收治过多少眼病患者,没有哪一个人的眼睛伤到这种程度。左眼红肿流浓,发出恶腥的臭味;右眼仅有一点光感。在党组织的关怀下,身体状况逐渐好转,不过出院时我的左眼已几乎失明,右眼也高度近视,戴一副深度的近视眼镜,才能模模糊糊地看清眼前的人影。

走出医院,乘船顺沅水而下,回到了阔别十年的故乡西洞庭湖畔,看见沅水北岸的野花遍开,绿树箐箐,家乡的竹林、橘园、荷塘、稻田、棉地,有多么美啊!我熟悉的苦姑姑布谷鸟的叫声,使我心醉,家乡有多么的亲切!我脸上泛起了幸福的笑容。回到了娘家,看见了久别的奶奶和恩娘。奶奶苍老了许多,但还健康硬朗。恩娘怎么衰老得这么快呢?而且有点点痴呆的样子?这是为什么呢?与恩娘见面时,恩娘望着我想了好久,才认出了是我,她一把紧拉着我的手,生怕我飞了似的,痛苦地说:“大姐你可回来了啊!你不要再离开家了啊!我没有看好你的女儿,端一这孩子被坏蛋毒害死了啊!恩娘对不起你啊!”恩娘呜呜咽咽地说着,禁不住恸声大哭起来。我听恩娘说出我的女儿端一被国民党反动派毒死了,这完全证实了我在南京监狱时的所闻。我和许之桢生下的唯一女儿许端一千真万确是被国民党反动派毒死了。我原来还抱有的传言是假的一丝丝希望彻底破灭了。我没有女儿了。我脑壳发炸,像五雷轰顶,几乎昏倒过去。我咬紧牙关挺住。我自己心如刀绞,眼泪直流,可我还要好言好语安慰恩娘,我特别告诉她:“恩娘你放心,婉顺这次回来了,就留下来陪您天天在一起过日子,再也不走了。”奶奶在一旁,边揩眼雨边说:“不走了就好。哪怕饿死在一起,也比东一个,西一个的好,省得心里挂稀烂。”恩娘只晓得哭,一句话也不讲了。我站在堂屋正中,环顾久别十年的家,往日多少欢乐、幸福的情景,一幕幕像流水一般地在我眼前闪过,而现实则是变得如此凄凉了。谁都希望自己的家越变越美好,越变越幸福,而我的家,却变得家破人亡了。这都是因为我啊!此时此刻,我在奶奶、恩娘面前充满了说不出的惭愧和自责。

我把所有的话都压在心底没有说出来。我能说什么呢?我有什么好说的呢?我慢慢平静下来,边收拾家中,边回忆起不少的往事:恩娘是位多么贤惠、善良、聪明、能干的巧媳妇呀!原来一家十多口人的吃和穿都由她一个人做,她纺纱、织布、做衣服、做鞋袜,还给姑姑绣花枕头,我自己从小穿的虽是粗布衣衫,但恩娘总是给我做得格外合身。鞋子上绣的花朵十分好看。恩娘受苦受累几十年,因牵挂思念我而害了忧郁病,又因外孙女许端一被反动派下毒害死受到严重刺激成了精神病。清醒时,恩娘也能正常的生活讲话;心情不愉快时,就出现异常行动。我外去找医生看病,恩娘暂时离开了我,她就会恐惧地哭喊起来:“大姐又被敌人抓走了!又下大狱了啊!……”我想怎样安慰恩娘才能治愈她精神上的创伤呢?如果有爹爹在家与她朝夕相处地陪伴着,她也许不会忧郁成这个样子。可是,爹爹也因为支持我,为我受牵连,被国民党反动派驱逐出湖南省,流落异乡教书糊口。我坐牢时,爹爹千方百计排除万难去狱中看我,每年西瓜熟了的时候,爹爹总要送西瓜给我,狱中女政治犯都能吃到他送来的西瓜,难友们感谢他,深爱他,都羡慕我有一个世界上最好的爹爹。可是爹爹因为我受到株连,连回家看看生病的妈妈的权利都被剥夺了,他孤独地流浪在异乡,也不知眼下是病是痛,是死是活?

最使我悲伤的是敌人毒死了我唯一的女儿许端一。大革命时期,我忙于工作,端一上小学一年级,我去长沙开会,把孩子一个人留在汉寿,她生活自理,每天自己去上学,留给她每餐两个铜板买饭吃,孩子懂得妈妈没有钱的艰难,每顿饭只花一个铜板买块发糕吃,节省的钱都交还妈妈,多么懂事、多么可爱的孩子啊!当大家都不会唱国际歌时,她到县委书记家里大大方方的唱国际歌,还告诉县委书记说,我长大后也要加入共产党。多么聪明伶俐的孩子啊!‘马日事变’后,詹乐贫让我上长沙、武汉找中央汇报工作,好紧急的任务,我匆忙离开汉寿,把孩子交给了一位同志,后来她把孩子送到孤儿院里,我母亲得知后把她从孤儿院里接出来,带在身边一起生活,谁知万恶的敌人竟趁给她治病抓药不备之机往药里下闹药,毒死了我的孩子。我恩娘一直责怪她自己没有替我照看好孩子,给了坏人下手的机会,哪里是家婆没有照看好外孙女?是敌人太狠毒!连革命人的孩子也不放过,下毒药害死了她,太残忍了。

我也听到了我的入党介绍人詹乐贫同志,为了坚持与敌人斗争,在我北上武汉时,“詹乐贫被敌人抓去,砍下了头,把他的头挂在了城门上示众……

这一切遭遇,使我心碎。然而,我不是旧社会的家庭妇女,遭到家破人亡时痛哭失常;当然,我也落泪,而情绪却没有低沉。我认为对一个革命者来说,这不是一败涂地,只不过是一时遇到了不幸和挫折。为了誓言,为了远大的理想实现,还需要长途跋涉,一鼓作气地向前冲呢!





作者简介

杨远新,1953年出生,祖籍湖南汉寿,现居长沙,三级警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文学创作一级,在《琢木鸟》《中国工人》《儿童文学选刊》《湖南文学》等发表作品1280万字,群众出版社、花城出版社、文汇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等出版《特区警官》《红颜贪官》《惊天牛案》等专著52部,2014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17卷800万字《杨远新文集》。曾获国家图书奖、公安部金盾文学奖、湖南省首届文艺创作奖、湖南省首届儿童文学奖等48次。



编辑:朱   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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