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现在有一个人，想带你到外国，你去不去?
这句话是年轻的徐悲鸿对他的妻子——时年十八岁的蒋碧薇说的。
和《花样年华》中，周慕云对苏丽珍说的那句：“假如，我有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走？”有异曲同工之妙。
区别在于，周苏二人都是有家室的人，“跟我走”对他们来说有太多难以逾越的障碍，已近中年的两人也早已没有抛下一切的激情和勇气。
而年纪尚轻的徐悲鸿和蒋碧薇却不同，他们年轻，爱情的火焰还烧得正旺，听完这句话不久，蒋碧薇就登上了和徐悲鸿私奔的轮渡。
今人对蒋碧薇的评价褒贬不一，有人认为她是捍卫婚姻的女斗士、受到丈夫和第三者伤害的可怜女人，也有人谴责她贪慕虚荣，插足他人家庭、私德败坏。
我计划写这个故事是很久以前的事，拖到现在，主要原因当然是懒惰，其次就是因为不知道如何落笔，因为实在太容易写成狗血的家庭伦理剧，在此尽量避免。
民国是一个绚丽的年代，极保守与极开放、极残酷与极浪漫、血与火、枪炮与玫瑰在这一时期同时存在。
动荡不安的年代，更容易出传奇。
徐悲鸿和蒋碧薇的故事，在这个绚烂的长篇传奇故事中占了小小一个篇幅。
故事的男主角徐悲鸿出身寒微，和很多进步青年一样，他不满于家庭包办婚姻，离家出走反抗未果，就将原配的妻子留在家乡，独自去到上海谋生。这第一任妻子不久就病逝了，徐悲鸿追求爱情自由的障碍也不复存在了。
女主角蒋碧薇，出身名门，是个养尊处优的闺阁女子。蒋碧薇并不是她的本名，据蒋碧薇晚年回忆录所记：她出生时，家中东书房的一株海棠盛放，因此，祖父为她取名“棠珍”。
蒋棠珍人生的前十八年富足、安逸又平淡。
“我的生活天地仍局限于一楼一底的家里，我所接触的人只有家人邻居”。
徐悲鸿的出现，是蒋棠珍波澜不惊生活中的一抹异色。与熟悉的亲人相比，徐悲鸿这个陌生人显得如此的与众不同：
“我觉得他很有吸引力，不仅在他本身，同时也由于他那些动人的故事，以及他矢志上进的毅力。”
徐悲鸿此时年仅二十二岁，相貌、才学都很出众，虽然经济上不富裕，但在民国时期，人们对才华学识的看重远超其他——这一点在百年以后却完全反转，也是很遗憾了。
人的传统爱情审美，是才子配佳人。小姐爱上穷书生的故事，古有红拂夜奔寻李靖、西厢记莺莺会张生，今有蒋棠珍爱上了穷画家徐悲鸿。
当徐悲鸿托朋友向蒋棠珍传话：“假如现在有一个人，想带你到外国，你去不去?”
蒋棠珍的回答完全不令人感到意外：“我去！”——即使早已有婚约在身，也阻止不了情窦初开的少女追求爱情的脚步。
1917年，徐蒋二人逃离上海，，蒋家为了掩盖家丑，对外宣传蒋棠珍已死，并举办了葬礼。
“这以后徐先生便私下为我取了一个名字：碧微。还刻了一对水晶戒指，一只上刻“悲鸿”，一只镌着“碧微”。他把碧微的戒指整天戴在手上，有人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他便得意地答：“这是我未来太太的名字。”人家追问他未来的太太是谁，他只神秘地笑笑。 ”
从此以后，蒋棠珍变成了蒋碧薇。
我猜想蒋碧薇在这个过程中应该是欣喜而又骄傲的，她生活在一个特殊的年代，民国初年，新思想早已萌芽，而旧思想余威犹存。年轻的女孩不甘心接受被包办的婚姻，她渴望自由和爱情，徐悲鸿的出现，正好给了她这个机会。
追求爱情自由、婚姻自由，往往是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第一步，在这一点上，蒋碧薇走在了时代的前面，她摆脱了家庭的束缚，也顶住了世俗的非议，不再是提线木偶一样的闺阁女子，而是走了一条自己选择的道路。
一百年前的蒋碧薇，比一百年后的很多人都更有勇气。
但隐患也早已埋下——徐悲鸿和蒋碧薇在私奔前并没有足够的时间相处和了解，蒋家那样的门第不允许未出嫁的女儿和陌生男子私下接触，蒋碧薇对徐悲鸿的好感几乎全来自旁人的讲述，和涉世未深的女孩对爱情的幻想。
1919年，徐悲鸿带着蒋碧薇去到法国，继续深造。
由于经济拮据，徐悲鸿拼命作画，以卖画为生。做了十八年大小姐的蒋碧薇，也不得不去做女工补贴家用。
在法国的那段时间，两人琴瑟和谐，留下了不少美好的回忆。
有一次，蒋碧薇看中了一件漂亮的风衣，但苦于囊中羞涩，没有钱买。但又实在很喜欢那件风衣，每次路过的时候都去忍不住去看看。
徐悲鸿知道后，觉得很内疚，他辛苦地绘画，当他的一幅画卖了一千元后，他连夜赶去了商场，给蒋碧薇买了那件风衣，蒋碧薇穿上那件风衣后，激动地哭了。
那时候，男人们实行戴怀表，徐悲鸿却舍不得买，蒋碧薇积攒下吃饭的钱，给丈夫买了一块怀表。
这个故事的真假不论，只有一点可以确定，旅法的这段时间，应该是徐悲鸿和蒋碧薇婚姻生活中最和谐的一段时光。
（徐悲鸿以蒋碧薇为模特创作的几幅油画）
“贫贱夫妻百事哀"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能同患难而无法共富贵的伴侣不在少数。
究其原因，婚姻最初的几年，两人的激情还未完全消退，经济上的拮据也使人无暇顾及其他。虽然有着不同的生长环境，消费观念、性格习惯都不尽相同，但为了实现“过上好一点的生活”这一共同目标，一切分歧和矛盾都可以暂时被放在一边。
艺术家往往敏感而多情，徐悲鸿也不例外。只是这时，贫穷不允许他有别的想法。
蒋碧薇也经受住了婚姻中的第一次考验：她拒绝了青年画家张道藩对她的热烈追求。但张道藩并没有就此从她的生命中消失。
1927年，徐悲鸿和蒋碧薇回到了。
世事真是难料，走的时候，两人还顶着私奔的恶名，但再回来的时候，徐悲鸿已经声名鹊起，成了有名的画家。
这一次，他们是载誉归来。
1927年12月26日，我们的长子伯阳出生。徐先生对伯阳钟爱万分，我更是自己喂奶自己带，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孩子身上。
回想过去十年的坎坷艰辛，我常常想，像我这样结合十年方始有“家”的女人，世间恐怕不多，此后，上天总不会再把我的幸福快乐剥夺了吧？
如今徐先生是一位声名鹊起的画家，身体健康，精力充沛，正站在他未来康庄大道的起点，用他这支如椽画笔，辟出他的远大前程，我将为他而骄傲。
回国之后，徐悲鸿和蒋碧薇不必再为金钱的问题苦恼，又有了爱的结晶。可是他们的生活，却并没有如蒋碧薇所期望的那样，走上“康庄大道”。
没有了经济的压力之后，两个人的个性差异便日渐显露出来。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风雨飘摇，面临着的危机。
徐悲鸿是一个有家国情怀和革命理想的的艺术家，他关心时政，担忧国家命运。回国后不久，徐悲鸿就和田汉筹备创立了“南国社”，目的是为了“团结能与时代共痛痒之有为青年，作艺术上之革命运动”。
1928年5月3日，，肆意捕杀军民，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
，，、割去耳鼻。蔡公血流满面，，并高呼：，唯此国耻，何时可雪？野兽们，人士可杀不可辱!”
同人闻言皆放声大哭，，，，撕去衣服，百般凌辱后全部枪毙在交涉公署院内。
，徐悲鸿也不例外，，以示哀悼与悲愤之意。，此画也不知所终了。
对这一切，蒋碧薇是怎么看的呢？
自从他被田汉拉到了南国社，徐先生把他的画具全部搬过去，从此徐先生就变成了半个月在中大，半个月在南国社。除了回家睡觉，我整天看不见他的影子。
不知是相处日久，失去了激情，还是确实不够体贴，徐悲鸿并没有多花心思来了解妻子的想法。
“九 一八”事变之后，徐悲鸿和蒋碧薇搬进了新公馆。有感于国难当头，徐悲鸿原拟将公馆取名为“危巢”。但蒋碧微认为“危巢”之名不吉利，“危巢”也就未能叫响。
这个蒋碧薇期盼已久的新公馆没有成为温馨的爱巢，反而在此留下了许多不快的回忆，两人之间不和谐的音调越来越多。
蒋碧薇原本就出身望族，既通诗书又懂音乐，在她人生的前十八年，她已经习惯了那种精致的、飘在云端的上流社会生活。为了徐悲鸿，她已经隐忍漂泊了十几年，现在苦尽甘来，显然不想再过穷日子。
搬进新公馆以后，蒋碧薇常常在家中举办沙龙，宴请宾客，过上了比较奢华的生活。而徐悲鸿出身普通，生活简朴，他对物质要求不高，却痴迷于收藏古董字画和金石图章，两人在经济上也开始不和睦起来，常常争吵。
，这时，，这正中蒋碧薇的下怀。她满怀希望的去劝说徐悲鸿，却被严词拒绝。，不仅为李宗仁画像，还在《广西日报》上撰文，指责蒋无礼、无义、无廉、无耻。
经济上不协调，政见也不和，两人间的裂痕进一步加深了。
这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无论有多么浪漫的开始，有过怎样甜蜜的岁月，爱情总有消散的那一天。
对我个人来说，1930年是一连串不幸的黑色岁月，许多重大的变故都在那一年里发生。4月间，丹麟弟病势沉重，咳血不止，三个多月后终告不治。到了11月初，姑母又一病不起，与世长辞，亲人的离去使我伤心万分。
正在心情沉重的时候，接到徐先生的来信，催我回南京。他在信上说，如果我再不回去，他可能要爱上别人了。
我带着孩子到家的当晚，徐先生坦白向我承认，他最近在感情上有波动，他很喜欢一位在他认为是才华横溢的女学生，她的名字叫孙韵君，今年十八岁，安徽人，她曾在这年的暑假投考中大文学院，没有考取，于是就到艺术系旁听，徐先生对她的画作特别青睐，赞赏有加。
随着年龄的增长，女性所欣赏、喜爱的男性类型会不断变化，而男性对女性的审美却始终如一——不管是二十岁的大男孩，还是五十岁的中年男人，都喜欢十八岁的少女。
十几年过去，徐悲鸿向心仪女子表达爱意的方法丝毫没有改变，和当初为蒋碧薇做的一样，他也为这个少女取了一个名字——“孙多慈”。他还做了两枚镶有红豆的黄金戒指，分别题字“大慈”，“大悲”。
（孙多慈画像）
现在我们已经无从知道，在婚姻出现危机的时候，徐悲鸿有没有设法挽救。但他对孙多慈这种暧昧不明的“青睐”，种种火上浇油的举动，无疑使他和蒋碧薇岌岌可危的关系破裂的更加彻底。
对于没有经历过这些的人来说，我们总希望女性能在面临分离时候，能保持良好的风度，优雅地转身离开，但事实是，往往付出的越多的人，在那一天到来的时候，越难保持理智。
蒋碧薇虽然出身良好，也受过很好的教育，但在对待徐悲鸿的婚外情上，她表现的和任何一个悍妒的妻子没有任何区别。
她烧掉了孙多慈送给徐悲鸿的一百棵枫树苗，藏起了徐悲鸿为孙多慈作的油画，写信给孙多慈的父母和学校揭发她和徐悲鸿的不正当关系，破坏了孙多慈出国留学的机会。
但是这些报复性的激烈手段使徐悲鸿的心离她越来越远，而始终对蒋碧薇余情未了的张道藩也在此时趁虚而入，蒋徐二人的关系实际上已经完全破裂了，只是缺少一个正式分开的契机。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徐悲鸿去了广西。情理之外，但是意料之中的是，蒋碧薇没有同他一起前往，而是带着她和徐悲鸿的一双儿女孩子去了重庆，和张道藩走到了一起。
徐悲鸿将孙多慈一家接到了桂林，为了向孙多慈的父母剖白心志，1938年7月31日，他在广西的报纸头条上刊登了一则启事。
徐悲鸿启事 ：
鄙人与蒋碧薇女士已经脱离同居关系，彼在社会上的一切事业概由其个人负责，特此声明。
不知道蒋碧薇看见这则启事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是愤怒？是后悔？还是悲哀？十几年的相依相伴，还有了两个孩子，如今只一句冷冰冰的“同居关系”就否认了她曾是徐悲鸿妻子的身份。
诚然，两人并没有举办过婚礼，但追根究底，主要责任在徐悲鸿。如今反倒拿这个做攻击旧人的武器、讨好新人的礼物，这是很不应该，也是缺乏气度的。
显然，孙多慈的父亲也有同感，他坚决反对孙多慈和徐悲鸿结合，孙多慈不是蒋棠珍，她不敢违背父亲的意愿，不久以后就嫁给了许绍棣。
在此之后，徐悲鸿曾试图向蒋碧薇示好，挽回两人的关系。但显然已经不可能：蒋碧薇在看到他的启事之后，已经彻底倒向了张道藩的怀抱——即使张道藩已经是有妇之夫。
1945年，徐悲鸿再次在《贵阳日报》上发表一则启事——
悲鸿与蒋碧薇女士因意志不合，断绝同居关系已历八年，中经亲友调解，蒋女士坚持己见，破镜已难重圆，此后悲鸿一切与蒋女士毫无干涉，兹恐社会未尽深知，特此声明。
这一次，是为了另一个年轻的女子——比徐悲鸿小28岁的廖静文，也是陪伴徐悲鸿走完接下来人生的人。
可能是因为又一次被揭了伤疤，感觉受到了侮辱，也可能是心怀不甘想要报复，蒋碧薇这一次发起了反击：她将徐悲鸿告上法庭，控诉他侵犯她在社会上独立生存的自由。
最终在律师的调解下，徐悲鸿和蒋碧薇于1945年12月31日正式离婚，徐悲鸿需要支付蒋碧薇100万元现金和画作100幅，收藏古画五十幅，儿女抚养费每月各两万。
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可思议的巨款，但徐悲鸿却接受了。也许他想起了与蒋碧薇曾经有过的美好感情，也许他只是感到累了，不想再继续纠缠。
无论如何，这段始于私奔，终于两人双双出轨的混乱关系终于彻彻底底地结束了。
1949年，一个时代结束了。
“别离”是那一年逃不开的主题，蒋碧薇随情人张道藩去了台湾，一对儿女没有随她一同前往，他们不认同也不理解母亲和张道藩这种畸形的关系。
徐悲鸿和妻子廖静文留在大陆，但仅仅四年之后，他就英年早逝了。
他生命中的几个女人对他的离开做出了不同的反应:
孙多慈虽然已经嫁作他人妇，却在听闻徐悲鸿去世的消息后，为他戴了三年孝。
廖静文只与徐悲鸿相伴了七年，但此后她的一生再没离开过徐悲鸿：她写徐悲鸿传记，搜集徐悲鸿的资料，做徐悲鸿纪念馆馆长，在对徐悲鸿的怀念中度过了余生。
而蒋碧薇，她独自一人在台湾，做了张道藩几十年的情人，最终也没有等来张道藩离婚迎娶她的一天，但她反而释然了，放张道藩回归了家庭。
她晚年比较潦倒，买了一些徐悲鸿的画维生，但有一幅画始终挂在她的床头——旅法期间，徐悲鸿为她作的《琴课》。
这个故事的主角堪称才子佳人，他们有一个童话一样的浪漫开始，却有一个一地鸡毛的结局。
简单地用“出轨”、“花心”、“小三”来评价徐悲鸿与蒋碧薇的这段故事都不合适。
在一段感情破裂以后，再来评价谁对谁错也很幼稚。孩子爱分对错，可是在成人的世界里，很多事情对错难以分辨。
各打五十大板也不过是陈词滥调，没有意义，不如索性放过，就留下些美好的回忆：1917年民国初，有一个美丽的十八岁女孩子，跟她才华横溢的爱人踏上了通往幸福的轮渡。
我想谈谈蒋碧薇，她是那个年代的新女性，敢作敢为，一生中为了追求自由、追求爱情勇敢了两次，一次是徐悲鸿，一次是张道藩，两次都是义无反顾，但两次结局都不好。
在她身上，能看到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但这觉醒是初步的、不完全的——只追求自由的爱情，却没有意识到独立和自我成长才是更应该追求的东西。
她第一次和徐悲鸿离开去日本时18岁，第二次和张道藩离开去台湾时50岁。在这两件事情上，18岁的蒋碧薇到50岁的蒋碧薇几乎没有任何成长，都是为了爱情放弃了亲人和故土的“追爱少女”。勇气可嘉，但不值得鼓励。
蒋碧薇的前半生，作为徐悲鸿的“夫人”度过。
在两人相伴的十几年中，徐悲鸿由穷小子成长为蜚声国际的画家，蒋碧薇却由大家闺秀变成了妒妇悍妻。两个人的个人价值一个不断攀升，一个却不断下降，短暂的相交之后渐行渐远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后半生，她又作为张道藩的“雪”度过。
我不知道在台湾的几十年，蒋碧薇是不是真的相信张道藩“六十岁就离婚和你结婚”的誓言。也许根本不信，但也并不重要，因为离开了张道藩，可能连她自己也不知道该何去何从。
就连她晚年写的自传，也分别叫做《我与悲鸿》、《我与道藩》。
习惯了做依附男人的菟丝花，一旦没有了依凭，就不知道怎么才能再站起来。这是作为女性最悲哀的事情。
女性在体力上先天有劣势，再加上从小到大的性别教育，总免不了有一种“女性是弱者”的心态，这一点，无论是在民国，还是在今天，都没有什么区别，也没必要否认。
关键在于，正视自己是弱者这件事之后，该怎么办？是选择做攀附一棵又一棵的大树的菟丝花，还是选择让自己慢慢地、也许是很痛苦地变成一棵独自挺立的木棉？
从民国到现在，百年的时间过去，经过一代代女性的不断努力，女性有了更高的社会地位，更多实现自我的机会，但这还远远不够。
蒋碧薇虽然已经不在了，但我们身边，不是还有许多的李碧薇、张碧薇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