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即将迎来百年院庆之际，余明阳教授在接受《成就者》专访中，表达了自己对学院走过的百年的欣喜，对即将走近的未来的百年的殷切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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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者 余明阳专访》上集：15岁考上大学是种什么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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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无止境：从少年大学生到知名学者
提到篮球，余明阳侃侃而谈少年时入选市少体校篮球运动员却被父亲最终阻拦的经历，他的办公室里除了满满的书籍资料，放在显眼位置的还有NBA（美国职业篮球联赛）的一个球队赠给他的篮球。
时至今日，篮球不仅是他必追的赛事，也是他时常以管理学的视角思考背后的组织架构与管理模式的关注领域之一。
这位中国第一个以品牌取得博士学位、中国最早研究品牌和公共关系学科的学者，他的学术之路开启的有些传奇：连跳几级，9年半学完大学前所有课程，高考前27天从理科班换到文科班开始备考，却以全校应届文科生第一名的成绩考上浙江大学哲学系，那一年，余明阳还是一个15岁的少年。
问：1979年，在那个偏重数理化的年代，您这种“弃理从文”的行为，应该是与当时的常规有些矛盾。
余：我读文科，选了哲学专业，认为这非常适合我喜欢去“空想”、“幻想”的性格。今天对问题的一些看法，尤其是对大家熟视无睹的、共同的、有共识的一些事情，能够找出它的差异性和问题，哲学的学习对此是有帮助的，它有很多思辨的乐趣。
本科毕业以后觉得去做哲学家不是我的追求，反而想通过哲学的一些方法和思维方面的优势来研究经济管理，所以硕士读了经济管理，博士阶段选择了品牌。当时感觉管理学科都在研究硬管理，就是生产、供应链、流程、信息化，要用机器来做的一些东西；软性的，像技术的、知识产权的、商誉的这些东西往往被忽视。而我认为这些在未来恰恰是对于中国的发展是最有价值的。商誉、品牌力等是需要有一定的积累、沉淀，才会有足够的影响力的。
问：1988年，您离开了浙江，来到了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您是什么原因去的深圳？又如何感受当时的改革开放的？
余：机缘巧合的一个机会，到了深圳，认识了深圳大学的钟锦文教授，请我去上一堂课，可能就是这堂课奠定了后面一段履历。
这堂课讲新型的人际关系，中国过去认为背井离乡是很痛苦的。深圳有很多新现象，新的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方式。过去的人脉关系，基本上都是地缘、业缘、学缘，差不多一个地方一工作就一辈子，很少有跳槽、职业的变迁、城市的变迁，从那个时候跳槽等变化已经开始慢慢浮现了。
问：这个有点偏社会学领域，您为什么会关注这些问题呢？
余：我19岁大学毕业，第一个职业选择当记者，了解的东西自我感觉还是相对比较浅层的，我想更深层次去了解这些现象背后的东西，就到了社会学研究所。
到深圳讲了一堂课以后，当时被这个地方深深震撼了。一个小故事，我在深圳的书店里看书，对面一个人也在看书，他头抬起来和我的眼神交流了一下，然后点点头，说你哪里来的、一起吃饭去，后来就成了朋友。那个年代，当社会禁锢了很多年以后，深圳给人感觉是完全清新的空气，那个地方没有什么背景、偏见，没有人管你的闲事，可以尽情的把个性释放出来，不要论资排辈，也不要讲人际关系。
所以我1988年就去了深圳，在钟教授的手下当了一个老师。
我觉得自己的成长过程跟共和国改革开放的成长过程完全同步。大学毕业以后深圳刚刚改革开放就去了深圳，后来中国的经济中心回归到了上海，就回归到了上海，尽管在高校的第一线，但是研究的方向都跟整个国家的发展和成长完全是同一个波段的。在上海是在复旦管理学院，1990年的管理还是以工业管理为主，很多毕业生出来之后就注定要去工厂里面做厂长，计划经济年代没有市场营销的概念，只要制造出来以后按需分配，或者说按照一定的比例来分配，完成交办的生产任务就是那个年代的要务。我的导师顾国祥教授，也是上海滩最早开marketing（市场营销课）的教授之一，全中国最早的marketing（市场营销学）教授之一，那个时候有一批人最早开窍了一下。
问：我采访了很多所谓成就者，有一个跟普通人比较大的区别，就是他们能在关键节点做出那个抉择，而且这个抉择点是他读懂自己。
余：那是一个全新的世界，根本就不知道它是什么样的，我在当时的年龄不一定明白自己适合干什么，但是明白自己不适合干什么。
比如说去做生产管理需要非常好的数学基础，对于我来说，哲学的管理人性的思考、关于价值观的思考，这些对于软性管理来说有优势。
管理学家所看到的人和哲学家所看到的这个人有什么区别呢？
社会上经常有一种称呼现象，其背后是有原因的。比如房地产，我们很少讲房地产企业家，都讲房地产商，他是个商人；在学者当中，我们一般叫管理学者，很少用管理学家，但是我们会用经济学家这个称呼。可见管理是一个很偏应用的东西。管理的那些理论在经济类和哲学类的学者眼里看来，好像很浅，但其实管理是关于人当中一个最高境界的集成，核心是读懂人，它里面的学问实际上很深，不能因为我们目前管理的一些基础理论的薄弱，就认为这门学科没有深入的理论体系。我不同意这种观点。
问：您把自己读本科哲学的原理，跟当时看起来还有点浮浅的管理学结合在一起，反而成就了您今天在学科当中的一个重要的突破。而在当时全中国没有一个博士生会拿品牌做博士论文，能过应该是有风险的。
余：营销学中有一个商誉概念，商誉包含商标，品牌差不多那个时候就是商标的代名词，但实际上品牌不仅仅是个商标，，品牌注册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因此我觉得品牌是值得研究的，当我跟我的导师讨论的时候，导师觉得可以做。
当时如果没有一些老教授的支持，我的博士学位都不一定拿得到，因为这在当时觉得不是学科。今天的商学院当中博士论文5%的论文跟品牌是有关的。这几年人们对于这方面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
从2006年开始，我的团队对中国的品牌每年进行一次系统的勾列，开始出中国第一本《品牌报告》，持续出下来，今年的报告也马上出来了。我们希望陪伴着中国经济的发展、陪伴着中国企业的成长，把品牌的足迹全部记载下来。
这几年走下来，，我觉得是对自己一个很好的交代，辛苦了22年，总算得到了各方面的认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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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廿交大 百年安泰 从实业救国到传承变革
上海交通大学已经迎来122周年校庆，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也即将步入100周年院庆的时刻。
问：大家觉得安泰本身这个品牌，是一个很新的品牌，这个百年从哪里来？
余：安泰的品牌实际上一共只有18年的历史，是2000年开始用的。
从1918年开始，亚洲的第一个管理科学在这里产生。当时交大是实业救国，实业救国最早讲技术，后来意识到光有技术，没有管理，这些技术无法捏合，所以就开始做管理，管理做完以后，感觉到没有人文精神无法支撑发展，开始发展人文学。所以它也是跟整个的实业救国的逻辑，是一脉相承的。
问：营销在大家普遍认识中，认为分两个门派，学院派和实战派。从公众角度来讲，好像学院派比不过实战派，会不会有这样的争议呢？
余：我不太认同这样纯粹的划分，过去20年，我一直游走于理论和实务之间，在理论研究方面差不多中国30几个门类的品牌教材都是我编写的，包括像《大学品牌》、《城市品牌》、《服装品牌》、《家电品牌》，把品牌所有门类的东西全部囊括进去，在应用方面我们也做了大量的企业咨询的案例。
这有点像医学院的附属医院，同一般的医院相比，看起来没有那么落地，但其实它有后面的学理支撑。像非典，非典的疫苗到底怎么来解决，大量的东西医院是解决不了的，它需要有医学院的学理支撑，才能解决更核心的东西。
游走于理论和应用之间，按照我们的行话叫既顶天又立地，顶天是和国际接轨，立地是能够为中国现实的品牌发展提供我们的帮助，这就是我想做的事情。
问：公众有种感觉，一条成功的广告的背后，或者说能打造这个成功广告的人，有多大程度是掌握多少理论，还是多大程度灵感的闪现？
余：这有点像水中的盐，你不一定看的出来，但吃起来味道不一样。
当有很好的学理沉淀以后，灵感爆发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当然不可否认有些人确实缺乏这方面的天赋。品牌的咨询和策划当中前端更多强调的是科学，后端更多强调的是艺术，科学的部分可以通过工匠精神来弥补，但艺术的创意确实需要灵感，因人而异。
这个问题跟商学院的定位是一样的，有很多人攻击商学院：商学院培养了多少企业家？商学院培养的就是职业经理人。
我觉得商学院恰恰完成了这么一个使命，成功以后到商学院，弥补他的短板，同时在商学院中得到更多的一种放空自己心灵的过程，可以吸收更多的新东西。商学院有很多优秀的人，跟你一起共同来交流和讨论，使事业能够得到更好的升华，这些人最后选择商学院，也恰恰证明商学院是有价值的，当你有了这个理论积淀以后，你能够沉淀出很多东西，你的爆发灵感的可能性会更多。
问：像MBA工商管理硕士在中国兴盛起来，时间并不长，早期的时候，工商管理硕士很多的教材和案例，基本上都是舶来品，教授也大多数是受的国外的教育体系影响之后，在国内在教自己的学生。早期MBA其实很大的争议，就在于水土不服。您觉得这个过程走过来容易吗？
余：应该说非常的艰难，也非常的纠结。
中国的商学院走了三个阶段：
第一步是引进来，很多经典案例，我们都是掰开了揉碎了教给学生；
第二步是走出去，深入了解国外情况，我们学院90%的老师都有在国外工作一年以上的工作和教学经验，三分之一都是国外大学的博士；
第三步是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这个是目前我们在努力的。
，《为什么西方主流经济学家解释不了中国的经济问题》，他的结论，一个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曲线和发达国家的经济学曲线是不一样的，好多模型不能直接套用。第二是任何数据乘上13亿人口，这个模型会变形，量变会发生质变。
今天很多的老外开始研究，中国在企业管理中的独特的东西，比如说东方管理当中一些偏柔性管理方面的理念和思想，阴阳五行的、均衡的思想。现在有许多国外的留学生在这里读书，有大量的国外学者跟我们共同研究，中国企业发展当中的一些案例比例越来越大。
全世界排名最前面的500个全球最好的学校当中，中国的数量已经占到了第二位，仅次于美国，这些都说明中国高等教育的进步是有目共睹的。
当然我们也面临很多的挑战，像西湖大学这样的新机制、新学校、不同的办学模式。
那么这些东西都来了以后，传统的商学院往哪里走？
安泰初步实现了“中国一流、亚洲著名、国际有影响力”的目标，未来一百年，我们希望建立成“卓越的国际一流商学院”，“卓越”是个性标准，“国际一流商学院”是共性标准。商学院之间的差异性，分化意味着深化，深化各商学院的差异性，学科才能更加成熟。
余明阳写在安泰百年院庆的寄语
我们的追求在于内心的宁静。为社会有所贡献是一种宁静，为学生有所帮助是一种宁静，对企业有所教育是一种宁静，对周边的人有所帮助也是一种宁静。这种宁静的取得，是人生最后的真谛，也是真正的价值所在。这种宁静的取得，也伴随着我们自己的成长，和学院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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