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缺少课堂文化。”这是冯恩洪在中华大地上听了近5000堂课后的直观感受。
冯恩洪是国内著名教育专家。在任上海市建平中学校长时，他首创并践行“规范+选择”“合格+特长”的办学理念，创建了集团化发展的“建平模式”，在中国教育改革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颇有建树。2017、入选“中国当代教育名家九十人”，引起海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被称为“构筑跨世纪教育工程的人”。
自2003年辞去建平中学校长职务后，冯恩洪走进全国各地的学校，对课堂改革进行悉心指导。他立志要让“优质教育进入寻常百姓家”，其实现的重要途径就是根植于教育最基本的细胞——课堂。
2018年的第二天，冯恩洪来到河北省某县，对那里进行课改的十七所学校的课堂“问诊开方”。
在一所乡镇中学，冯恩洪听了一堂数学课。执教的是一位任教三个多月的新老师，讲授的是完全平方公式及其应用。老师在黑板上板书完全平方公式的展开式，请几位学生总结规律后，全班背诵她总结出的规律口诀，然后让学生做题；又用计算面积的方法推导完全平方公式，强调重点，再次做题。
点评环节，冯恩洪对老师说：“你在上一堂堪比父母年龄的课。”冯恩洪解释，这是20世纪数学课的上法——老师讲得太满，没有激发学生的思考与合作。
这节课应该怎么上？“先预习，发现来自学生的有价值的问题，根据学生提出来的问题和教学目标的关系，进行多重设计；组织学生合作解决问题，当各组代表对同一个问题有两种以上不同见解时，老师进行引导解决；最后当堂练习，检测目标达成度。”
问题与合作，是冯恩洪定义的好课堂三个要素中的两点。
课堂由什么组成？“显而易见是问题，问题是教学的起点，问题反映学生‘在这里’，学习目标反映孩子们应该到达‘那里’。教师的教学设计不应只是钻研教材的结果，而要根据‘在这里’和‘到那里’的距离进行设计，这才是以学生发展为本的教学。不知道来自学生的问题，不知道学生在哪里，课堂只能是演绎推理的教学，只能是满堂灌的教学，必然是低效或无效的教学。”
问题怎么来？“针对学生，通过有效预习，新知识可以分成两部分，学生看得懂的新知识和学生看后起疑的新知识。看后起疑的新知识就是问题。”他如是解释。
合作是在问题基础上进行的。“面对有思维挑战性的问题，老师对学生进行分组，一个人不能解决的问题，组内合作探讨，在合作的过程中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老师要适时进行角色转换，从教班变成教组，从个人教群体变成团队教团队；同时，学生也从‘个学’变成‘群学’。”
注入问题与合作的课堂同传统讲授式课堂有何不一样？冯恩洪校长用“中国好课堂”骨干数学老师李玲上的一堂课，做了精彩解读。
那堂课的教学内容是关于平行四边形的性质。李玲先在平行四边形内部画了一条对角线，问学生被对角线分割的两个三角形的关系。书上没有这一内容，学生不会，于是李玲让他们合作探讨。6分钟后，9个小组全部得出结论：两个三角形全等。李玲又画了一条对角线，再次讨论被对角线分割的两个三角形的关系。这一次学生很快得出答案。这时李玲提高音量，降低语速，问学生：“既然在同一个平行四边形里我们两次发现三角形全等，把两个结论叠加起来，哪一组能有重大发现？”学生开始了新一轮的讨论，用自己的旧知识，推导出“平行四边形对角线平分”的新知识。
“新的知识不应是老师教给学生，而是在老师引导下学生自己学会的。老师不应与学生争抢话语权，学生能做的事让学生自己去做，老师不替代；经过启发学生能做的事仍然让学生自己去做，这才是优秀老师的真本事。发挥学生潜能的课堂才是最精彩的课堂。”问题与合作的作用正在于此。
作为中国好课堂的第三个要素——合适是极易被忽视的一个元素。冯恩洪认为：“课堂是由教材、教师、学生三个基本因素组成的。教材是相同的，学生却是有差异的。同一间教室里，有差异的学生拿着无差别的教材，这就形成了一对矛盾。让每一个有差异的学生都实现发展，课堂需要‘合适’。”
冯恩洪曾收到一条短信：你叫冯恩洪，我叫冯恩山；你出生在天津，我也是天津人；你是搞教育的，我是管教育的；你的教育搞得风生水起，我的教育改革举步维艰。面对兄弟的困境，有道德良知的兄长怎会置之不理？
第二天冯恩洪就来到天津。他请这所学校的教导处做了几件事：第一，把学校高三年级594名学生的数学和英语的单科成绩，从第一名到第594名，按分数自高而低排列；第二，把每科学生均分成五段，每20%是一段；第三，算出每一段的平均分。
经过分析，该校居于第一段的学生的数学平均分是118分；居于最后一段的学生的平均分是41分。118分的最近发展区是135分，41分的最近发展区是70分。“让有差异的学生都得到发展，是在最近发展区里实现的。给有差异的学生无差别的教育，进校时40分，两年以后也只变成41分。这就是不控制合适点的结果。41分的学生用四个月的时间就可能提升到70分，第五段学生也能够实现发展，只是由于认识和管理的误区被耽误了。”冯恩洪强调，要精准控制合适，给每一个有差异的学生设置“伸出手来够不到，跳起来能够得着”的目标，才能让每一个学生都得到发展。
三个要素的载体是课堂，冯恩洪认为，老师敢不敢、能不能、会不会用三个要素引领课堂，在合适的前提下，聚焦教学中问题的产生与过程解决设计，决定一个老师的专业高度和发展前景。
听完那所中学的数学课，冯恩洪走出教室，问学校校长：“这位老师的父母也是老师吧？”大家惊讶他判断之准。
冯恩洪解释，这位新老师的讲授法成熟老派，没有多年的教龄很难达到，而这所学校的老师们普遍年轻化，这只能是长辈影响的结果。
如果把被冯恩洪指导的老师当成学生，冯恩洪是一位知道学生“在哪里”的老师。如何让学生“到那里”，他带领的中国好课堂团队有三招：专家团队上门指导，请能上出“中国好课堂”价值取向的老师进行示范，带老师走出本地去听课观摩。
冯恩洪曾在贵州铜仁二中听了一位覃姓老师的数学课，45分钟的课，老师讲了41分钟，学生讲了4分钟。冯恩洪评价：“这是一位功底扎实、敬业爱岗的老师上的一节60年前的数学课。”
第二天冯恩洪准备离开贵州时，覃老师找上门：“我知道课要怎么上了，请您留下来再听我讲一堂课。”原来，冯恩洪前一天的评价把老师刺激得一夜没睡。他认真思索冯恩洪的话，搜索冯恩洪的文章，看“中国好课堂”项目校老师的讲课视频，重新设计了自己的教学内容和环节。
冯恩洪退了机票，带着铜仁市60位市、区教研员，数学骨干教师跟他一起去听了这堂课。课堂完全“翻转”了，老师讲了4分钟，学生讲了41分钟，最关键的是学生一反常态，在课堂上迸发出无限的生机与活力，赢得一致好评。
“覃老师课堂转变的关键是教师解放了思想，把学生放在学习的中心，真正释放了学生的潜能，也因此赢得了学生精彩的回报。教师的优秀完全依托学生的精彩而呈现。‘胸中有书，目中有人’，就是‘中国好课堂’指导团队，对课堂教学行为的最高标准。”冯恩洪说。
有些老师对自己课堂的问题不自知，好课堂团队通过搭建学习平台，让他们了解什么叫“好课堂”；有些老师不知道如何上好课，好课堂团队就示范给他们看。
2017年12月23、24日，冯恩洪牵头在贵州举行“建立学生发展为本的新型教学关系”钟山语文特级教师峰会，把江苏、浙江、上海三地的10名语文特级教师请进贵州，更有名师同台献课。一听一比较，与会老师明白了差距，也有了改进的思路和方向。
冯恩洪深知，要让中国好课堂所到之处的学校，课堂能够得到转变，对课堂进行标准化规范必不可少。因此，冯恩洪经常带“中国好课堂”项目学校中比较成熟的老师，到一些学校进行示范。用当地的学生，上当地的教材，采用不同的理念，注入不同的元素，看看会有何不同。
2014年3月，冯恩洪带着河北邯郸的语文教师牛卫国到云南省昭通市，展示执教公开课《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老师带着学生读一读，议一议，背一背；最后一步，让学生用创意的形式展示这节课的内容。
公开课前，冯恩洪心里也没底：山区的孩子底子怎么样？八百多人的会场，冷场了怎么办？到了创意展示环节，第一组一个小男孩起身，把同小组其他五名同学桌面上的圆珠笔一把捋过来，用橡皮筋扎成一副“快板”。他一面打着快板，一面朗诵这首诗，在场所有人都叫绝。接着，第二组一名同学站起来，邀请他们小组的三名同学，用男女生二重唱的形式展示这首七律。第三组同学借用了一首流行歌的曲调，配上这首诗词内容唱了起来……
在之后的说课环节，这个班的语文老师激动不已：“我没有想到，我的学生也能做到这些，这节课让我大开眼界。”
无论是指导，还是示范，冯恩洪紧抓两点：在课堂中注入三要素——问题、合作与合适；强调一个核心——激发学生的潜能。
为让老师更好地把握这些，冯恩洪有更细微的建议。他提出了老师必做的“310100”：“3”是了解三种理论——最近发展区理论、学习共同体建设理论和多元智能理论，通过阅读相关书籍来更新观念；“10”是指用心打磨，上出自己本专业领域的10节好课；“100”则是指主动听100节同事的课，并积极反思，“如果我上这节课，我吸取哪些经验，修正哪些不适”。
如何让老师快速走进“中国好课堂”，冯恩洪有如下建议：重视课前三项准备——组织学习共同体， 培养学生发现问题的能力，指导学生有效展示的能力；课中注意四个维度——问题设计、小组合作、展示生成、教师导学；教学的五步基本流程——激趣导入，发现最好的问题，设置导学路径，组内讨论组间展示，检测反馈。
“‘中国好课堂’团队在实际操作中，只注入要素，不提供模式。”冯恩洪认为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只要把握了要素与核心，老师可结合自己学校的具体校情，创造适合自己的模式。“‘中国好课堂’要做的是通过价值引领，实现课堂标准输出，最终建立中国课堂的ISO9001（国际质量体系认证）标准体系。”
冯恩洪看上去不像72岁的人。他身材高大，染了黑发，似乎总是精力充沛，给老师做指导，站着讲几个小时已然常态化。
实际上他近来身体不太好。此次来好课堂实践学校，女儿因担心他，一路陪着。自去年9月离家，他辗转多地指导课堂，在家的时间很少。每年去各地指导课堂的飞行记录达一百多次。
动力来自哪里？冯恩洪答：“让优质教育进入寻常百姓家。”
冯恩洪早在1996年提出教育集团化，其初衷就是让优质教育惠及普通家庭。后来建平中学建了13个校区，由1400多名学生发展到近2万名师生。2003年，组织找冯恩洪谈话，希望他连任建平中学校长、建平教育集团总校长，他微笑着递上辞呈，从此走进大江南北的一间间教室，投入到对课堂的研究中去。
冯恩洪去的大多是偏远地区的学校，这是他的情怀和使命使然，他说：“水泥地办公的学校，也有国家的希望。”到2018年初，冯恩洪在中国大地上累计听了近5000节课。听课过程中，他发现传统的教学方法和课堂组织形式根深蒂固，甚至还存在“只要学不死就往死里学，提高一分干掉千人”这样的功利主义教育价值观。他深刻感受到，教育没有跟上社会的发展。
“今天的世界，有别于工业时代的批量生产，信息时代的教育更加强调个性和创意。教育的目标也从双基、三维，发展到‘核心素养’，从理念到实践都需要紧密适应时代需求和个性发展。而在基础教育阶段，学生的学习生涯大约由16800节课构成，没有课堂的质量就谈不上教育的发展。改变课堂是‘中国好课堂’义不容辞的责任。”
截至2014年， 冯 恩 洪 指 导、 帮 助 了1399所 学 校，200多万学生。他引以为豪。朋友打趣他，“中国有3亿青少年，200万算什么”。于是，2014年，冯恩洪汇集包括22名专职老师、60多名兼职老师的专家团队，推出“中国好课堂”项目，从一个人变成一群人推广好课堂。
“中国好课堂”的成效有很多数字可以证明。冯恩洪作为首席专家负责的重庆领雁工程，课改推行三年后，西南大学作为第三方评估，对重庆项目学校的老师、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几乎覆盖重庆100所农村学校，最后结果出炉：生均提高幅度达36.14%。评估结果上报，被作为继续教育的典型经验推广。“中国好课堂”团队指导了云南省楚雄市的16所高中，楚雄的高考成绩从云南省第八上升到第一。“中国好课堂”团队指导河北、内蒙古、海南、广西、湖北、上海、四川、云南、贵州等省市自治区的项目学校，无论是学生的成绩还是综合素质，都有极大的提高。
分数、成绩是最简易的评价、衡量效果的方式，但冯恩洪及中国好课堂团队的价值取向并不在此。
冯恩洪说，“教育有两个目的，第一是眼前目的，第二是长远目的。眼前目的是帮助学生升入高一级的优质学校，长远目的帮助学生获得社会职业，成就幸福人生。成就幸福人生需要三种能力——发现问题的能力，合作探究、解决问题的能力，有效表达的能力。中国好课堂指导的每节课都在发展这三种能力。”
易县第一小学是冯恩洪指导了三年的学校。校长邢成君最初以试点的形式，让学校无经验的年轻老师接受“中国好课堂”团队的指导。形成一定的经验以后，课改便在学校全面铺开，因为邢成君看到了变化：曾经沉闷的课堂活起来了，曾经课堂上沉默的、被动接受知识的孩子开始主动思考，自信表达了。而这种转变在“中国好课堂”项目校都会发生。让农家孩子有这样的转变，是冯恩洪的骄傲；让课堂有这样的改变，是“中国好课堂”团队的追求。
未来，冯恩洪及“中国好课堂”团队，在构筑充满时代特质课堂文化的道路上，有更多的事情需要完善和落实，有更远大的目标需要一一实现。
“抓住课堂这个基本细胞，努力创造适合学生的教育，影响并带动整个教育有机体的良性发展，最终实现优质教育进入寻常百姓家”，是冯恩洪及“中国好课堂”的夙愿和使命。
作者 | 本刊记者吴爽 周彩丽
摄影 | 周少凯
编排 | 朱婧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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