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李嘉诚一生的左宗棠一句话

      李嘉诚办公室悬挂的唯一的一幅书法，是左宗棠题于江苏无锡梅园的诗句：

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

择高处立，寻平处住，向宽处行。

      李嘉诚视这句话为人生信条，邀人书写成一副对联，在李嘉诚办公室挂了五十多年，朝夕相对，深深的影响着一代首富。

      对这字句中的含义，李嘉诚深有所感:“对句刚开始的四个字，发上等愿、择高处立，连小孩都懂，也是我多年前就做到的，这不稀奇。结中等缘是太过热心不妥，太过则热病丛生,太冷则枯木寒岩，这不容易。至于享下等福，富贵后，能过朴素简食，就更不易。”

      李嘉诚生活中处处以此句为实践，所以一直立于不败之地。

      这24个字浓缩了深刻的人生哲理：

      “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就是胸怀远大抱负、 只求中等缘分、过普通人生活。

      “向高处立、就平处坐、从宽处行”，则是看问题要高瞻远瞩、做人应低调处世、做事该留有余地。

       纵观上、中、下，横览高、平、宽，居上时想到下，立高时寻找宽。所以无论在多么错综复杂的矛盾面前，都能够处变而不惊，遇险而不乱，既能创造一番事业，又能守住一番事业。

      “发上等愿”和“择高处立”，就是要胸怀远大的理想和抱负。“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志不立，则天下无可成之事。而且，往往一个人追求的目标越高，他的才能和智慧就发展得越快，对社会的贡献也就越大。

       “结中等缘”和“就平处坐”，结中等缘：对于人生中的机遇要倍加珍惜，但不可过分强求，人生之事，小财靠勤，大财靠运；寻平处住：做人切记勿眼高手低，要立足与细节，脚踏实地，实事求是，不可好高骛远；

      “享下等福”和“向宽处行”，就是要在生活上严格要求自己，在做事时留有余地，这也正如诸葛亮所言：“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无论是“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还是“向高处立，就平处坐，从宽处行”，其中最关键的思想内涵，都是平衡。在矛盾中平衡，在前进中平衡。不仅包含着个人心理的平衡，而且还包含着内外的平衡、上下的平衡、左右的平衡、前后的平衡。平衡才能协调、平衡才能和谐、平衡才能发展、平衡才能进步。

      有势用尽，有福享尽，乃未懂收藏之道。易经言：事不做尽，势不用尽，话不说尽，福不享尽，凡事在不尽处，意味最长。

      可以说李嘉诚把中国的中庸之道发挥到了极致:立志做大事，但做人要低调，胸怀要远大，但大福不要享，只有做人做事都留有余地，才能在遭遇错综复杂矛盾的时候，在遇到突发事情的时候，能够处变不惊，遇险不乱，既能够成就一番事业，也能够守住一番事业。

      此联是左宗棠15岁的自题联，抒发了自己的意志和抱负。45岁时重写了一遍，并留下跋语：“三十年前作此语以自夸，至今犹时往来胸中，试为儿辈诵之，颇不免惭赧之意。然志趣因不妨高也，安得以德薄能鲜，谓子弟不可学老夫少年之狂哉。”

      上联讲立志，可以和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相媲美。虽然家无半亩土地，身上没有半文钱，心里却关心着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心忧天下”，借用范仲淹《岳阳楼记》“先天下之忧而忧”句意。

      下联讲读书。“读书破万卷”（杜甫诗句），与古代贤哲仁圣作精神上的交往，表达向古之仁人志士看齐的志趣，借鉴前人智慧，以提高自身的学问修养以及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本领。

      大丈夫要越挫越勇，不向困难低头，不轻言放弃；不做一个烂好人，做个有才华的，能有所作为的人，既使被周围的一部分人嫉恨也勇往直前，当仁不让。

      出湖南湘阴城区，沿风景如画的湘江一路南行不足20公里，便有一处规模不大但却颇具风格的古建筑群落掩映在翠竹绿柳间，这便是左宗棠的柳庄故居。

      在这座宅院一个显眼的门楼两侧，左宗棠题撰了这样一副楹联：“慎交友，勤耕读；笃根本，去浮华”。短短12个字的楹联，体现了左宗棠谨慎交友、勤奋耕读、安于寒素、力克浮华的家教思想。这是高度概括的人生体悟，也是左宗棠对子孙后代乃至族人的深深期许和谆谆告诫。

      150多年来，左宗棠后人虽然多数已迁居北京、上海、山西等地，有的甚至移居海外，但楹联所蕴含的思想已作为左氏家训的重要内容，因循相传，至今仍有深远的影响。

      左宗棠得子较晚，长子左孝威出生时左宗棠已35岁。儿子尚幼，他就出为幕僚，后戎马倥偬，与家人聚少离多，甚至一连几年不曾与家人见面。虽然如此，他对子女的教诲没有丝毫松懈，经常写信告诫子女。

      有一次得知长子左孝威与一纨绔子弟结交后，左宗棠立即写信责备：“至子弟好交结淫朋逸友，今日戏场，明日酒馆，甚至嫖赌鸦片无事不为，是为下流种子。”他的侄儿得到过左宗棠的书信告诫：“侄移居省城，迥不若从前乡居僻静，切宜从严约束，勿令与市井为伍，致惹闲事学坏样，是为至要。”

      由于家教严格，左家子弟“虽两世官致通显，又值风俗竞尚繁华，谨守荆布之素，从未沾染习气。”

      左宗棠特别注重勤俭节约。自己率先垂范的同时，他还经常告诫子女，“子弟欲其成人，总要从寒苦艰难中做起，多酝酿一代多延久一代也。”

      左宗棠十分注重督促子女读书学习。在给子女的信中，他多次告诫子女：“人生读书得力只有数年。十六以前知识未开，二十五六以后人事渐杂，此数年中放过，则无成矣，勉之！”

      要成为显门旺族，靠祖辈历代多做善事；要出好儿孙，靠鼓励种地读书。两者都做好了，家族才能百年兴旺，屹立不垮。

      同治五年（1866年）太平天国最后一股力量被左宗棠在广东梅州平定，遍及中国中国东南多省，绵延十几年的战火彻底熄灭，身为闽浙总督的左宗棠将家眷接到福州，打算过一段安定团聚的日子。然而，朝廷三道圣旨，急如星火，将他调任陕甘总督，前去平定陕西甘肃回乱，并收复被及俄罗斯侵占的新疆。

      左宗棠无奈，只好打发家人回老家长沙。临别之际，左宗棠经过深思熟虑，写了一副楹联教育子侄后辈：“要大门闾，积德累善；是好子弟，耕田读书”。

      从这副楹联来看，左宗棠对于积德累善，耕读传家的重视，跃然纸上。

      曾经，左宗棠为四个儿子成长困境失眠，担忧的很大原因是，他见过太多富贵之家一夜衰败的事情。远的不说，湘潭岳父周衡，当年何等荣耀。现在两个外甥纨绔得厉害，书没读好，事不会做，又抽鸦片，数万两银子，能经得起数十口人几年折腾？如今要靠从自己这里谋点差事，混点银子，勉强度日。亲家陶澍呢，位居两江总督，官拜宰相，名动中国，不谓不显。但死后骤然萧条，虽留下几万两银子，但安化小淹陶家为争遗产，已经闹得四分五裂，各，陶桄如今只能靠爵田收租维系家庭正常运转。

      看来，高官无论贪婪还是清廉，富贵还是安贫，都很难走出“富贵陷阱”。

      左宗棠认为，要走出这个“富贵陷阱”，就必须积德累善 耕田读书。

      为什么不定位于“仕读传家”？入仕是读书人本分，也是主业，能够实现固然很好，但国家官位有限，后代有才干且性格适合做官的人不会多，尤其做官的机会与平台，百不一遇，终归不能定为家族主业。家族要兴旺，扎根于“耕读”。也就是做乡绅，民间读书人。民间读书人家庭，介于国家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社会地位、声望、财富，高过普通民众，又低于管理者。这种身份像脚跨朝廷门槛，进可做官，退可做民，即使不进不退，仍可以做社会中等阶层，符合中庸之道。子孙后代不管才人辈出还是平庸守常，乱世无倾覆之祸，治世无衰退之忧，家族都是“不倒翁”。

      在日常生活的具体做法上，如何“积德累善”，求家族兴旺，保基业长青。

      说到不如做到，身教胜于言传，左宗棠用行动阐释。

      左宗棠的身教言传，延续了左家耕读传家、知行并重的家风。左宗棠子孙后代，未曾出现过膏粱纨绔、社会的不肖之徒。

      左宗棠虽然位高权重，但后代并未沾染官场习气。长子孝威、次子孝宽、三子孝勋、四子孝同，均受左宗棠“谨慎交友”“力克浮华”等治家理念影响，虽出身显赫，但并无“骄娇”二气。

      长子左孝威，跟随左宗棠，在军中做了一名随军文书。行军中，左孝威衣食住行与普通军士一般无二，没有丝毫特殊。进军新疆时，左孝威即便感染风寒也没有要求特殊照顾，并最终病重，送回湖南老家不久后就去世了。

      次子左孝宽立志学医，经过潜心研读医书、经年累月的实践，终于成为一位颇有名望的郎中，并发挥一技之长，免费救治了不少乡邻，受到贫苦老百姓一致赞誉。四子左孝同通过勤学苦练，成为了著名的金石书法家。

      左宗棠嫡系后裔人丁兴旺，目前已延续至第九代，后人达数百人。“治有用之学”“成经世之才”。这些后人秉承祖训，左宗棠的孙辈以后很少出仕为官，大多投身于教育、科研、医疗、文化、艺术等领域，潜心研究、勤奋耕耘，卓有建树，出了数十位知名的专家学者。

      左宗棠的曾孙左景伊，是我国腐蚀与防护领域的著名科学家。他对科研有执着的追求，常常对身边的同事说，“努力是向科学进军的唯一保证”。正是凭借这样的精神，他攻克了裂缝腐蚀机理这一世界性难题，把我国对应力腐蚀的研究推上了一个新台阶。

      曾孙左景鉴，是著名的外科手术专家，上世纪60年代与黄家驷、裘法祖、吴阶平并称中国外科“四把刀”。50年代，左景鉴放弃了上海优越舒适的生活，响应国家号召，前往重庆艰苦创业，筹建重庆医学院（今重庆医科大学）和附属医院，为建设大西南作出了重要贡献。

      左宗棠本为书生，但他并不是只会死读书的书呆子，强调如果没有实际的事功，纵然读再多的书也不能称为识字。生逢国难，多事之秋，内忧外困，他先是入幕湖南巡抚骆秉章，为剿灭太平军出谋献策，然后出任浙江巡抚，亲自领军与太平军作战直至平定太平天国之乱。以钦差大臣先后督办陕甘军务、督办新疆军务，，可谓事功卓著，勋绩彪炳。书生多好坐而论道，能起而任事的少之又少。左宗棠实在是许多读书人的楷模。

      嘉庆十七年（1812）冬，左宗棠出生于湖南省湘阴县左家塅，祖父左人锦是穷秀才，以耕读为本，以授徒为业，父亲左观澜也是穷秀才，长年坐馆，教书育人，两袖清风。左宗棠二十一岁中举，此后三次赴京参加会试，均名落孙山，他内心不服气容或有之，但这宗苦闷终究敌不过另一宗快慰，他在京城的大小书肆淘到了一大堆农书和医书，竟如获至宝。

      道光十二年（1832），左宗棠入赘湘潭周家，妻子周诒端温润贤德，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她完全认同夫君以耕读为本的想法。

      左宗棠退隐乡间，不肯出仕，周夫人并无微词，但她深明大义，十分了解夫君的抱负和才能，因此也表明了更高的期许：“书生报国心常在，未应渔樵了此生。”

      左宗棠做上门女婿，在湘潭周家生活的那段时期心情是愉快的。他依照比例，亲手绘制了一幅纵横九尺、别以五色的全国地图。他写信告诉次兄宗植： 

      日来已着手画稿，每一稿成，则弟妇为影绘之，遇有未审，则共取架上书翻查之，十得八九，其助我殊不浅也。

      从二十九岁到三十七岁，左宗棠在安化陶家坐馆八年，专授一徒，此徒是已故两江总督陶澍的儿子陶桄，也是左宗棠的东床快婿。在此期间，他将耕读为本的想法和实践充分结合起来，做到了有名有实。

      “买山而隐，为苟全之计”，“但愿长为太平有道之民”，左宗棠并非口头说说、笔头写写而已。祖上只传下几十亩薄田，长兄宗棫去世后，他与二哥宗植不忍分割家业，就将田产悉数留给了寡嫂。左宗棠在安化陶家坐馆，每年束脩能得二百两白银，家中用度多方撙节，四年的积蓄足以让左宗棠了却一桩心愿。道光二十三年（1843），左宗棠相中湘阴县东乡的柳庄，购入七十亩土地，建成小型庄园，“略以古农法之便于今者行之”，“日与庸人缘陇亩”，植桑栽茶种稻谷，还喂了猪，养了鱼，鸡鸭成群结队，“别有一段乐意”。

      咸丰二年（1852），左宗棠为左氏家庙撰写新联：

纵读数千卷奇书，无实行不为识字；

要守六百年家法，有善策还是耕田。

      年逾不惑，他仍然以耕读为本，认为“良农胜过贵仕”，“务实学之君子必敦实行”。

      左宗棠重视农耕，他特别喜欢陶渊明《读〈山海经〉》中的诗句——“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耕读者的惬意溢于言表。他有个见解与众不同：孔子训斥樊迟，孟子责备陈相，原意在于劝导学人立志要立大志和远志，并非说读书人不应当务农。由于后儒讲习不明，“遂至博极群书，不知五谷，宁奔走于风尘，而怠荒于稼穑，名为学者，实等游民”。古代大贤伊尹生于畎亩，诸葛亮躬耕南阳，务农有何不妥？左宗棠不仅喜爱干农活，而且编著了一部《朴存阁农书》，只可惜未及付梓就散失了。

      务农好处多，左宗棠的身板子较绝大多数书生更为硬朗，他敦劝挚友胡林翼去田间地头亲身体验，后者心存疑惑，咨询本家几位叔叔，都说这不是读书人修身齐家的良策，于是他就放弃了。日后，左公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救火队长”，吃了不少苦头，办了许多大事，活到了七十四岁高龄，相比而言，胡林翼体弱多病，只活了五十岁，未尽其才，着实可惜。

      左宗棠以耕读为本，受益良深，其荦荦大端有四：

      一，知稼穑之劳苦，晓民生之艰难，日后他做封疆大吏，重民命、惜民力均出于自觉；

      二，以实学指导实践，以实践验证实学，力戒空疏，务求切实；

      三，收放自如，进退有据，进则能兼济天下，退则能独善其身；

      四，小处着手，大处着眼，经世致用，有根有源。

      由此可见，左宗棠大器晚成，绝非偶然。